曾经跟着王立一块儿写稿、参加文学社活动的姚海松在1989年被调离濮院。他发现“周围再也没有那种氛围了”，年轻人下班回宿舍，热衷的是打牌、吃夜宵。他落了单，只能在家翻来覆去地看古典文学名著。

　　后来一数，那些年，他看了7遍《三国演义》，5遍《水浒传》，3遍《西游记》。

　　偶尔路过濮院，他见到陈滢在街上开了家点心店。

　　“相当惨淡，作者几乎都没有了。”张治生已经记不起那是哪一年——总之是几乎人人都忙着赚钱的90年代。最惨淡的一两年，没什么人还记挂着《梅泾文学》，他只好自己写两篇小诗歌，加上附近中学生的优秀习作，勉强“充充场面”，一年接一年地出着期刊。

　　他心里想得很清楚：“不能断，不能让它死掉，慢慢总会好起来的。”

　　濮院的丝厂倒闭了。有人给董君莲出主意说“去做羊毛衫吧”，可她心里权衡了一下，还是想干一份能兼顾写作的工作。现在想起来，她说自己“不是那块料”，对这种“人人都想去做点生意”的潮流，融不进去。

　　她找了一份稳定的、每天能拿出固定时间写稿的工作。

　　但对原本在校办厂做销售的陈滢来说，找到合适的事业没有那么容易。她卖过羊毛衫，没卖出名堂，后来开饭店，从此过上了“没法按时吃饭”的日子。“有时候生意太好，下午三四点才能吃上饭。晚上服务员都累得睡着了，老板不能睡，还得把服务员的活干儿了。”她说。

　　10年饭店开下来，陈滢的最大梦想变成“睡个好觉”。

　　直到校办厂改制成专为羊毛衫做后期处理的化工公司，王立参了股，她的饭店才停了。生意刚结束的时候，陈滢连着睡了好几天，突然有天醒过来，觉得自己还想写点东西。

　　那是2002年，陈滢记得清楚，自己学会了电脑打字，在QQ空间上发了一篇聊斋故事。

　　世纪之交的时候，姚海松回了一次濮院，发现《梅泾文学》居然还活着。他惊讶地发现：当年文学社里的大多数人，虽然默不作声，却大多已经在正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

　　这让他重新燃起在心里被压了很多年的文学梦想。

　　他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王立趁着夜色去采访一个有名的劳动模范。并没有编辑约稿，他俩自己找来写的稿子，自己想办法搭上了线。大晚上的，要去目的地，还要穿过一大片田，身材高大的他背着不习惯走夜路的王立，走了好几里路。

　　“那是我和王立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他说，“而且是严肃的文学作品，报告文学。”

　　20年后，姚海松拿出藏在电脑里好几年的稿子给王立：你看看这行不行？

　　年轻的时候，王立还以为自己终会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候，校办厂隔壁的老张看了电影回来，隔着窗户对他说：这回看的电影是从前兵团丝厂的黄亚洲写的剧本，不过他已经调走了，你好好写！以后也写部电影出来。

　　那时王立很激动，没想到自己和一个真正的作家距离那么近。

　　他曾经手抄过舒婷、顾城的诗歌，眼睛发亮地读完苏童、贾平凹的著作。但当他终于读到国外文学名著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国内作家也是借鉴了这些外国经典的写法。只是身在小镇上的他，很晚才有机会读这些书。

　　写作多年后，他开始想，自己可能早已错过了“成名成家”的机会。

　　现在，大城市里有很多人怀念80年代。张立宪曾经在文章中写过： “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白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可以管诗人吃饭。”

　　可是张治生听到这样的故事，只是摇了摇头：“我们怎么敢这样呢？濮院毕竟是小乡镇啊。”

　　从1999年起，因为镇上来了一位支持文学社工作的新干部，每期《梅泾文学》都在政府的资助下印刷。这本小册子告别了简陋的油印。然而到2009年，濮院镇想把《梅泾文学》给停了：镇上新出了一本叫《濮院时间》的杂志，文章大多数都是“各大毛衫厂里的秘书”写的，除了诸如《为濮院喝彩 为毛衫骄傲》《濮院党建的“五化模式”》这一类的报道，也辟出了一个专门介绍“人文濮院”的栏目。停止对《梅泾文学》经费支持的理由很充分：都有这个新刊物介绍濮院了，《梅泾文学》还有啥用？

　　可是张治生跟人家较上了真儿：我们这杂志和他们不一样。

　　他甚至和另一个文学社里的老先生商量了，要不两个老头一人出1000元退休工资，把这刊物继续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