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时代大潮与个人心灵的故事。1985年，一批本职工作是药店职员、校办厂财务、丝厂员工、卖猪肉的、打酱油的小镇青年，联合起来办了一本文学杂志，从此，30年不断。

　　30年过去，他们经历了经济腾飞，也遭遇了下岗、转制等剧变，“校办厂”“兵团丝厂”“文学青年”这些名词走入历史，个人的满头青丝泛出花白。只是不论世事如何转变，手中的笔，到底没有停。

　　在经济发达的濮院镇，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是长久不变的。镇上新楼盘一个接一个，新建没几年的28层高的“国贸大酒店”已略显陈旧。这里满街都是羊毛衫的店面。哪怕是在镇上住了30多年的老居民，都说不清濮院现在有多少家羊毛衫厂，只觉得“天上随便砸个东西下来，就能砸到个‘老板’”。

　　但在浙江省嘉兴市这个“一年一个样”的繁华小镇上，有一些东西，30年没有改变。

　　那是一本文学杂志。

　　1985年，原本在桐乡烟糖商店负责打酱油的杭州知青周敬文成了濮院镇文化站的新干部。他拜访了镇上热衷于“爬格子”的青年，从国营肉铺、药店、校办厂、兵团丝厂乃至田地里，把这些人一一揪了出来。第二年，这些年轻人合作创办的期刊《梅泾文学》诞生。

　　那是一个文学杂志“遍地开花”的年代，在《梅泾文学》上一任主编张治生的记忆里，那年头，濮院附近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一本自己的文学杂志：乌镇有《访卢》，桐乡有《语溪》，石门有《缘缘堂》，崇福有《崇德文苑》……

　　在随后的30年里，小镇濮院的文学青年们既经历了文学的启蒙，也经历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遇上了经济腾飞的时代，也遭遇了下岗、转制等剧变。当“校办厂”“兵团丝厂”“文学青年”这些名词走入历史，粉墙黛瓦的传统民居一片片被崭新的钢筋混凝土楼房所取代，满头青丝泛出花白，他们手中的笔，却一直没有停下。

　　2016年年初，一口气数完上世纪80年代濮院附近乡镇的文学杂志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张治生轻轻摇了摇头。

　　“它们都趴下了。”他说，“只有我们，30年不断。”

　　最新一期的《梅泾文学》足足有116页，是在2015年11月出版的，期刊里有回忆濮院往事的散文，有小说，有诗歌，甚至还有一部音乐小品剧。这是30年来的第33期《梅泾文学》，这一期杂志上许多作者的名字，也曾出现在30年前第一期文学社杂志中。

　　这恐怕是1985年夏天，奔走在濮院镇的文化站干部与文学青年都想不到的事情。

　　现任《梅泾文学》主编王立还记得，当周敬文跟着濮院镇上卖猪肉的文学爱好者沈冠生找上他的时候，只说“欢迎大家到文化站聚一聚，走一走”。到了约好的“活动”那天，他第一次踏进文化站，见到屋里有20多个“文学爱好者”。当年，小镇濮院人口不过6000多。

　　文化站是江南老式的木结构房子，白墙，黑瓦，空落落的屋顶上还悬着一台“吱嘎吱嘎”的吊扇。周敬文自掏腰包买了两个大西瓜，大伙儿自带茶水，聊文学，交流彼此的作品。

　　王立心里挺高兴，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个了”。

　　那时他才20岁出头，只有一纸小学文凭。他从16岁起就在濮院小学的校办厂里当财务，工作之余，他写作、投稿、读一间又一间的函授学校。

　　急于补文化课的人不止他一个。1985年，当老朋友周敬文找上门来的时候，张治生还在濮院镇上的国营药店里忙着抓药。之前有那么两三年，他最规律的活动，是趁着上午晒药材的空闲时间，守着药店里唯一一台录音机，等待广播电视大学准时开课。

　　快40岁的人，跟着广播里的指导，一个字一个字捡起“爬格子”的技巧。

　　“那时候大环境有利。”张治生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都开始恢复，身处江南乡镇的青年对文学热情非凡。“你如果写一首小诗，七八行，在报纸上一登，大家都崇拜你。”哪怕小小的“豆腐块”文章，几个好朋友互相“传来传去看”，大家都会“很激动”。

　　原因很简单：“喜欢嘛！”

　　此前，张治生最后与文学有关的记忆，便是在中学里担任“语文课代表”的职务。他早知道自己能写文章，可是因为“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张治生记得清楚，那是1965年，还没等毛主席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中央已经有文件下来，濮院镇委的人给青年做工作，告诉他们：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三五年后上来当干部，“中央有这个精神的”。于是青年人们写了大红的决心书贴到镇委镇政府，被敲锣打鼓地送下了乡。

　　“文化大革命”一搞，“乱掉了”，张治生没法再回镇上，在乡下一待就是十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