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泾”是濮院的古称，也指濮院镇女儿桥下的古梅泾港。这条河穿镇而过。很多年后，王立才在书中得知，过去，镇上的巨族濮氏曾疏浚梅泾，并在河两岸遍植梅树。梅花盛开之际，每当清风徐来，便有花瓣点点落入河中，让那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梅泾”。

　　“我们这个杂志肯定是‘下里巴人’。”张治生说，“可是就像自己小孩一样，这么看着，蛮宝贝的。”

　　这一发，就是30年，没有一年中断。

　　历史上，濮院曾经是个充满人文气息的镇子。元代至正十年，镇上的大家族濮氏曾邀请当时东南沿海500多个名士集聚濮院，写诗作文，并请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担任“主评裁”，留下一本《聚桂文集》。“从那以后，600多年了，再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情。”王立说。

　　文学爱好者们普遍没有注意到，濮院周边涌动着新的时代之音。现在董君莲回想起来，1980年她还在下放的时候，就穿上了粉红色的高领羊毛衫。路人看到了，会问她：你一定是濮院镇上来的人吧？只有那里有这么好看的样式。

　　也有人在背后闲话：穿成这个样子，一看就不是好好干活儿的人。

　　董君莲也确实没心情好好干农活儿。每晚劳动结束后，她在屋子里偷偷地“爬格子”，等待下一个休息日，步行两小时，去镇上把稿子寄了。她最忧心的是，自己写的是剧本，常常超重，邮费不低。

　　人们认认真真地对待“文学”这桩事。当年在学校里当代课老师的姚海松是跟着王立加入文学社的，在第一期杂志上，他登了一篇小诗歌，主题是“脚”，周敬文几乎帮他修改了每一句话。

　　四里八乡的文学爱好者陆续被周敬文请到濮院，有时切磋，有时讲课。

　　张治生记得，第一期社员作品集出来的时候，周边乡镇的同好们来了不少，大家读着小册子上的作品，写下自己的评论。还有文学爱好者从山东跑过来，是想学习办文学杂志经验的。

　　然而最让小镇上的人惊诧的来客，是从吉林不远千里而来的陈滢。她是王立在函授学校里认识的同学。

　　“我写信跟他探讨一个词的用法。”她回忆，“后来就互相交换作品，互相点评。”现在，她是王立的妻子，依然每年在《梅泾文学》上发一篇稿子。

　　只是，文学社再也没有从前的聚会了。

　　“就像木心说的，从前的时光很慢——一封信从东北寄到濮院，要整整半个月。现在谁还有这个心思呢？会开不起来了。”在一家化工企业的办公室里，王立说完这句话，外边的工作人员走进来，给了他一份花名册。要过年了，他得把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都核清楚。

　　他也会想起文学社刚刚开始聚会的那两年，小镇与320国道交叉的大路边，已是家家户户都在门板上堆起羊毛衫来卖。

　　偶尔路过时，正怀着文学梦想的他曾想过：卖这个，有什么用呢？

　　最惨淡的一两年，他只好自己写两篇小诗歌，加上附近中学生的优秀习作，勉强“充充场面”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女儿开始读幼儿园时，陈滢突然意识到：日子过不下去了，得出门“搞副业”了。

　　那时候，她和王立的工资加起来也就一个月100多元，而女儿幼儿园的学费每个月就要60多元。

　　濮院人对“搞副业”一点儿也不陌生。在这儿，只要想干活儿，多得是机会。张治生就清楚记得，那时候，很多人下班直接去“搞羊毛衫的老板”那里拿几件衣服和一把纽扣，晚饭后就顺手缝一些——缝一个纽扣可以挣5分钱，1件衣服5个纽扣，2毛5分；4件衣服就是1块钱。

　　一篇“豆腐块”的稿费也就是一块钱。

　　濮院并不产羊毛。这里的羊毛衫最初都是“家庭手工业”：从外面进了原料，前面织一片，后面织一片，前后缝好了，再接上袖子。刚兴起的时候跟“卖白菜”一样，家家户户都把衣服放在门板上，打开家门，等着外地的老板来收。

　　镇上开始流传起北方来的商人如何不禁冻，在南方湿冷的黑夜里瑟瑟发抖的传说。

　　“国营商店工资照样发，所以我这个脑子里没有生意经。”张治生说，“好几个羊毛衫大老板，曾经都在效益最差的商店干活儿，没有一点生路了，拼一条命，搞出来了。”

　　渐渐地，小镇因为羊毛衫贸易繁华了起来。

　　说起来，张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小镇当时只有6000多个人，现在不得了了，外地民工都有1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