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会迎来怎样的命运，王全中打算在最终的规则出台前，先这么干下去。对于泛滥的职业打假人群体，他表示：“怎么说呢？人口太大，怎么做的都有。每个队伍里不都有害群之马么。”

　　钻漏洞牟利，与抓痛点找商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不少更正规化的维权公司也正不断出现和成长。杭州一家公司，利用数据分析、智能追踪识别等技术手段进行打假，并与工商专案打假合作，能帮商家查杀网络中的侵权商品。

　　与此同时，以索取赔偿款为生的打假人群体的也开始越来越“膨胀”。有多位商家向记者反映，最近一两年，职业打假人的数量开始暴增。

　　为什么在各电商平台开始重视清理假货的同时，打假人却变得越来越多？朱先生说：“现在的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假货，绝大多数的打假人是盯着商品信息宣传的问题，如使用了极限词、夸大了功效等。因为找寻这些问题不用付出劳动，也不用进行质量检测，简单操作，可牟利性高，所以很多人就随之加入。”

　　在身为商家的林文涛看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小商家也在逐步正规化的过程中，此时新法规还不够明确，在落地实施上就留出了许多空子给有心之士钻营。

　　打假人失守的，可能是所有人的信任

　　发稿前，刘渊告诉记者，他已经收到了二审判决结果——维持原判。他胜诉了。

　　跑了两次重庆后，他感到异常疲惫。接下来则免不了还有一趟武汉行，投诉不成，武汉买家也将刘渊的店铺告上了当地法院，一并告上的还有天猫平台。

　　并不是每一次都有能胜诉的机会。“他们的分工很明确，比如谁先上谁后上，分别什么策略。”刘渊说，“有先安炸弹的人，也有在后面‘挣大钱’的人。”

　　重庆买家告的是刘渊的店铺和加工厂，但加工厂排查并无实质性问题。武汉买家就转向告店铺和天猫平台。后来，天猫在当地委托了律师调解，原告对天猫方面撤诉，直接告店铺。

　　“他们鲜有不把平台拉上一起告的。”朱先生称。

　　但平台与用户之间只是服务合同，并不是买卖合同。为什么要把平台拉上一起告呢？他分析，打假人极大可能是希望通过平台向商家施压，达到快速索赔的目的，“平台承担责任是有前提条件的，要么不能提供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平台可能会代商家先赔；要么平台明知或应知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而放任的，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但现实中，平台往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量的判决案例可以说吗这一点，但打假人仍执意要将平台列为共同被告。”

　　巨大的案件量带来极高的诉讼成本，给各个电商平台也造成不少负担，同时占用了大量司法部门的资源和精力。

　　“他们 （恶意的打假人）对司法也缺少敬畏之心。”朱先生说，“这种案子经常是开庭了，却联系不到维权的人。他们拿法院的传票、起诉书等法律文书吓唬不熟悉法律的卖家，以获赔撤诉做为牟利的手段，并不是真正要打官司。”

　　他说，对于公益性质的，能够找出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假人，许多电商平台其实并不排斥。但以牟利为目的，向一些商家重复购买、索赔，并不向工商、食药监举报的，而放任假冒伪劣商品继续销售的打假人，“我们现在抵制不了，但在我看来，这些人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最终正式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到底会不会是所有职业打假人终将遇到的“滑铁卢”？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目前，对打假人的限制已经越来越多。

　　比如，法院在“消费纠纷”案件的审理上，已经有一些约束打假人行为的判断标准。12月6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次会议上就该问题展开了讨论。根据公开的讨论纪要，人民法院不支持“知假买假 （包括质量问题和标签瑕疵）”。在食品消费领域，假如标签、说明书并非有意误导消费者，法院也不支持十倍惩罚性赔偿。

　　另外，据《北京时间》报道，职业打假人王海近日透露，自己在亚马逊中国官网注册的实名账号被封，他表示这是自己21年职业打假生涯遇到的头一遭。

　　为了应对不良打假人，也有越来越多的商家组成了“反打假联盟”，在面对非商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恶意投诉时提供资源，互相协助。刘渊也希望，如果在重庆和武汉的两场诉讼都能取得胜利，就能够唤起更多商家在面对恶意打假时“勇于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