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问题，我们是接受退货退款的。”对于最近被“打假”，林文涛打算应诉，“职业打假人总是先敲诈后起诉，应该是觉得应诉成本高于索赔额，认为我们不会接招，而干脆赔他钱吧？”

　　面对职业打假人的纠缠，商家是否赔钱就能了事？这又是一个难解的疑问。

　　朱先生在一家电商企业从事法律工作，他处理过大量关于职业打假人的案件。他表示，职业打假人的常规“套路”有两种：

　　一是反复购买索赔，并共享商家信息，但不会去告发商家；

　　二是放大商品有限的瑕疵，以举报投诉要挟，来实现拿钱的目的。

　　但最后的结果，依旧是放任市场上的假货，或者商家的瑕疵继续存在。既不能真正地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商家也面临时不时被打假人再次找上门的可能。

　　朱先生表示，有许多打假公司以“法律合规服务”的名义，要求与商家签订付费合同，但实质上往往不会帮助企业去做真正的合规经营。

　　此外，心态没有调整好的商家被引诱进职业打假人队伍也是常事。“有商家亲口讲，他被职业打假人起诉完了之后又被找到，他们 （职业打假人）和他说，打假这个事情很赚钱，让商家出钱给他们买货，然后分成。这样，就把心态没有调整好的商家引诱过来。”朱先生说。

　　相对于个体打假人的存在，集团化、公司化的运营则更为常见也更具有破坏力。朱先生说：“他们当中层层分工，你负责网络上找东西，我负责固定证据，固定完证据后，我帮你去写投诉函。有一些法律圈里面的人在背后，负责后续的打官司和投诉，拿到赔偿之后集体分成。”

　　在他接触过的打假人中，不仅有收到高额牟利诱惑的普通群众和商家，还有不少参与其中的公职人员、教师和法律专业人士。

　　“每个队伍里不都有害群之马？”

　　尽管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可到了法庭上，刘渊还是暗暗吃了一惊。原告席上站着的，居然是一个1992年生，看起来怯生生的女孩，眼里还带着一丝惊惶和迷茫。怎么说，都很难和那些宣称要“替天行道”的打假人联系起来。

　　令刘渊哭笑不得的是，女孩说自己并不是职业打假人，她是受没来出庭的男友，重庆一所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的指引，才选择将刘渊的店铺告上法庭。在辩论中，刘渊提供了准备好的所有证据，她才知道他们管理疏忽导致的标签问题和违规生产并无关系。

　　刘渊拒绝了庭外和解，赢了一审，最后的判决是让他向原告赔付60多元。

　　但原告方并不罢休，继续上诉，刘渊又去了一次重庆，这次，他见到了那名“研究生男友”。眼看着站在原告席上的女孩越来越语无伦次，坐在旁听席上的男友按捺不住想插嘴发言，被刘渊厉声呵斥：“你闭嘴，你在听众席无权说话！”

　　“我和法官说，这个事情我们业内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支持小孩挣这样的钱，他就永远不会再做正事了。法不外乎人情，虽然法官不会采纳，但是一定会听进去的。”后来，了解到武汉的买家也是一位1992年出生的政法大学学生，刘渊除了恼怒，还有一丝惋惜。

　　或许，总有一些职业打假人在入行前会思忖，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绝对正当？在许多职业打假群中，打假人们也在宣泄对于制假商家的戾气，以及对成功打击商家获得金钱报偿的渴望。但对于这一“职业”能延续到何时，他们则都是一样迷茫。

　　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打假人王全中，认为自己行使的仍是正义之事，并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职业道路。只比王海晚“出道”几年的他，现如今也拥有了自己的打假公司。

　　“我们以打假为目的，以挣钱为手段。”王全中表示，他的公司成员早已不干“知假买假”的事，而是以被厂商雇佣打假为主，或者在发现假货与厂家联系，同时赚取赔偿金和佣金。

　　他深信这一群体被老百姓支持，“我们像啄木鸟一样去吃害虫，因为市场上假货始终存在”，但他也知道，“现在工商局和法院不太支持‘知假买假’了”。

　　追溯过往，在2014年3月开始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家如果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主张由原来的“退一赔一”升级为“退一赔三”。这让不少人兴奋入局打假行业。

　　而在2016年8月5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有一条“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被认为可能会终结“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