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曾回复笔者，在写作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哈代，因为他为非数学专业的读者写出了优秀的书籍《一个数学家的辩白》。哈代的写作确实吸引人，这也许是因为他曾经历过数学史上最浪漫的传奇，发现了自学成才的印度数学家拉曼纽扬，所以写作也富有激情。不过，哈代的言论比较极端，一旦绝对化，就会创造出一种奇异的美感和坚不可摧的力量，令读者往往不自觉地信以为真。例如哈代在其辩白中曾写道：

　　只有少部分数学有用，而即此少部分也较为乏味。“真正”数学家的“真正”数学（无论其为“应用”数学或“纯粹”数学），即费马（Fermat）、欧拉（Euler）、高斯（Gauss）、阿贝尔（Abel）、黎曼的数学，几乎全部无用。如能解释真正数学的存在，则应解释为艺术。

　　这一点哈代有点像他的同胞王尔德（Oscar Wilde），另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天才。又因为哈代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他慧眼识出的天才拉曼纽扬又英年早逝，所以他暮年提笔时，处处洋溢着悲观情绪，这也许在无形中打动了某些读者。但他的有些话是经不住检验的，比如他说“费马、欧拉、高斯、阿贝尔、黎曼的数学几乎全部无用”就错得离谱[22]。

　　对于写作和数学研究，哈代完全是以美为至高法则。他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写道：“美是首要的试金石：丑陋的数学不可见于天日。”可以说哈代是一个“纯”到了极致的数学家，比外尔还要纯。笔者曾在通信中问戴森，真与美二选一，他会选择哪一个。他回复说，不同于哈代和外尔，他只是在做研究时会优先考虑真实，而在讲故事时则会优先考虑美妙。

　　相对而言，戴森的文字则不时闪现着睿智与幽默，其评判也较中和，对于有可能看起来矛盾的说法，他能通过玻尔的互补性原理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为哲学基础来调和。而且，戴森的视野要比哈代开阔。他早年读到的凡尔纳、托尔斯泰、韦尔斯（O. Wells）、霍尔丹、赫胥黎（A. Huxley）、奥威尔（G. Orwell）的作品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像那些前辈一样，戴森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与洞察力。此外，戴森在写作中常常旁征博引，特别是戏剧和诗歌——这是自小受父母熏陶和中学时代受弗兰克影响的结果，为其作品增色不少。例如，在《宇宙波澜》一书的索引中，你可以看到许多诗人和作家的名字，如奥登（W. H. Auden）、布莱克（W. Blake）、歌德（J. W. von Goethe）、弥尔顿（J. Milton）、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和叶芝（W. B. Yeats）。戴森在《生命起源》中说，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因为即便他所作的猜想或预言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布莱克的名句（引自A Vision of the Last Judgment）早就让他释然：To be an Error and to be Castout is a part of God’s design[23].

　　哈代与戴森的共同点，也许可以用培根的名言来概括：“如果没有奇特的奇异性，也就没有与众不同的美。”而如果要指明戴森与哈代的差别，也许我们可以窃取哈代本人的话[24]：

　　假如真的能把我的雕像塑在伦敦广场的纪念碑上的话，我是希望这座碑高耸入云，以至人们见不到雕像呢，还是希望纪念碑矮得可以使人们对雕像一目了然呢？我会选择前者。可以想见，戴森（原文是斯诺博士（Dr. Snow）[25]）会选择后者。

　　笔者曾经问戴森是否同意后面这个说法？他表示同意。事实上，戴森在《从爱神到盖娅》一书的序言中说[26]：“我所有的作品，其目的都是打开一扇窗，让高居科学庙堂之内的专家望一望外面的世界，让身处学术象牙塔之外的普通大众瞄一瞄里面的天地。”他成功了。

　　2013年戴森在IAS为他举办的90大寿暨加入IAS 60周年庆祝会的留影

　　戴森的著作不仅给读者以亲切感，更给人以他作为科学家的强烈使命感。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屈原的一句话来评价作为作家的戴森：“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