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外尔）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工作就是努力把真与美统一起来；当我不得不作出抉择时，我常常选择美。”[4]

Truth and Beauty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徽章[5]

　　1988年，费恩曼过世，戴森根据他从前写给双亲的信件编辑了一篇回忆文章《费恩曼在一九四八》（见Dyson 1992）。

　　近些年来，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大物理学家相继去世，直播，而新世纪的到来又轮到许多大物理学家的百年诞辰。许多与戴森有过交往的，例如泡利（1900-1958）、费米（1901-1956）、狄拉克（1902-1984）、奥本海默（1904-1967）、贝特（1906-2005）、特勒（E. Teller，1908-2003）、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10-2005）、克默尔（1911-1998）、惠勒（J. A. Wheeler，1911-2008）、萨拉姆（1926-1996）等，他都写了回忆文章。

　　戴森还不时地为《纽约客》与《科学美国人》撰稿，也常常为新出版的各类科学著作写序言和书评，因此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纽约书评》中。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森的书评集The Scientist as Rebel的中译本[6]。就在最近，戴森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评集Dreams of Earth and Sky[7]。近些年来，国内出版了许多优秀的科普书，其实很多都有戴森写的书评，如美国科普作家瑞德（C. Reid）的《希尔伯特》[8]，格雷克（J. Gleick）的《牛顿传》[9]与《信息简史》[10]，理论物理学家格林（B. Greene）的《宇宙的结构》[11]，费恩曼的女儿米雪·费恩曼（Michelle Feynman）编辑的《费曼手札》[12]，法国数学家埃克朗（I. Ekeland）的《最佳可能的世界》[13]，英国传记作家法米罗（G. Farmelo）的《量子怪杰：保罗·狄拉克传》[14]。如果译者能将这些优美的书评一并翻译过来附在中译本中，想必会令读者颇受教益。

　　结语

　　作为数学家，戴森的数学能力毋庸置疑。但他并不以数学家的身份特别骄傲。在他看来，有些数学家过于离群索居缺乏人情味了。他之所以后来与妻子胡贝尔离婚，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数学疯子，沉湎于数学不能自拔，甚至置子女于不顾，而且从来没有被点醒过，不像戴森年少时被母亲点醒那样[15]。1958年，戴森与马拉松长跑运动员艾米（Imme Jung）结婚。戴森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女儿，唯一的儿子乔治（George Dyson）是著名的科学史家。

　　左图：戴森与妻女（乔治缺席的全家福）；右图：乔治·戴森（图片来源：）

　　戴森的数学生涯与剑桥数学学派特别是哈代有密切关联，正是哈代与赖特合著的《数论导引》引发了戴森对数论长达一生的兴趣。应该指出，虽然戴森学习和吸收新东西的能力很强，但他在大学两年时间里学的数学其实很局限[16]。正如戴森在给笔者的信中曾说起的，他的老师哈代和李特尔伍德作为英国的数学领袖甚至阻碍了英国数学的进展：

　　哈代和李特尔伍德是旧式的数学家，他们虽然活在二十世纪，做的却是十九世纪的数学。他们虽然做出了漂亮的工作，但他们对源于法国和德国的新的抽象思想没有兴趣。结果是，年轻一代的英国数学家，包括我，在一个远离繁荣于法国的新数学的环境下成长。

　　事实上数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迅猛的发展，然而哈代和李特尔伍德忙于研究经典数学（解析数论与古典分析），导致了英国下一代的数学家没有及时跟上抽象代数与拓扑学兴起的现代数学潮流。在当时的剑桥，只有霍奇是唯一的例外。他不仅跟上了现代数学的步伐，而且就在戴森入学剑桥的前后做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戴森并不为霍奇的讲课所吸引。所有这些，导致戴森对数学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戴森的数学视野和品味也就局限于哈代、李特尔伍德与拉曼纽扬的范围之内。但这些人的工作（解析数论与离散数学）都偏离主流数学太远了。特别是拉曼纽扬的工作，体现的是一种奇异美，简直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拉曼纽扬那里，你根本看不到历史和传统，拉曼纽扬就像是他的同胞诗人泰戈尔（R. Tagore）诗句“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中的飞鸟。“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追寻他的足迹是前途渺茫的。这种横空出世的数学确实难以为继。（当然，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拉曼纽扬遗失的笔记（Lost Notebook）当时尚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