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是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生日。他今年已经九十三岁，仍在继续写文章、做研究，包括纯数学方面的一些有趣工作。戴森的名字在中国也许已经不陌生。作为杰出的作家，他有广泛的读者。他有好几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处女作《宇宙波澜》甚至有三个译本，而邱显正的译本在2002年荣获了台湾吴大猷学术基金会颁发的首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全方位的无限》、《想象中的世界》、《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反叛的科学家》和《一面多彩的镜子》也先后出版了中译本。想必很多读者都为戴森的文笔所吸引，而对他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却未必很了解。本文将尝试解读这位集科学才能与人文修养于一身的大家。《赛先生》获作者授权连载此文，欲读前文请见、、。

　　撰文

　　林开亮（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博士，目前任教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

　　科学人文写作

　　1975年，斯隆基金会邀请戴森写一本科学自传。在考虑如何回复时，戴森想起了老师哈代的话：“年轻人应该证明定理，而老年人应该写书。”于是接受了这一邀请，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这引出了他的处女作《宇宙波澜》，1979年出版。戴森曾说，他的生命是从55岁开始的，因为在那个年纪他写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自那以后，戴森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各占一半。戴森作为作家的名望很快赶超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名望。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译成中文的书外，颇具影响的还有《生命起源》、《武器与希望》、《从爱神到盖娅》等。因其杰出成就，戴森获得了1996年的享有“诗人科学家”美誉的托马斯奖（Lewis Thomas Prize）[1]。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他最重要的著作《宇宙波澜》，该书曾以七种语言被翻译，中译本就有两个。书名“Disturbing the Universe”，取自于诗人艾略特（T. S. Eliot）的名作《普鲁弗拉克的情歌》。据戴森给笔者的回信，书名的含义是：我们未来的活动将改变宇宙的命运。1993年，戴森为邱显正翻译的《宇宙波澜》专门写过一篇很精彩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2]：

　　本书从浪漫的角度来看科学世界，把科学家的生活比作个人灵魂的航程；它有意略过每个科学家生活、工作所在的机构，以及政治、经济的既定框架。在科学史上，团体与个人是等量齐观的，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侧重于机构与团体的活动。本书特别强调个人，因为我希望写点新鲜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对科学的浪漫观点虽然并不代表全部的真理，却是真理中不可或缺的重点。

　　比起美国和欧洲的读者，中国的读者也许更习惯于把科学视为一种集体创作的事业；因此，我也很高兴将我个人的观点介绍给中国读者。如果你不觉得我笔下的故事新奇又陌生，没有发现它与你习惯的思维方式有所差别，那么就枉费了本书写作的初衷了。

　　本书于十四年前在美国付梓，之后我又陆续为非专业的读者写了四本书，然而《宇宙波澜》仍然是我的最爱。它是我的第一本书，字字发自肺腑，比其他几本书投注了更多的心血和情感。如果我的著作只有一本能流传千古，而我又有权选择哪一本的话，我将毫不犹豫选择这一本。

　　《宇宙波澜》，戴森著

　　《宇宙波澜》想必能够流传千古。因为戴森兴趣广泛，人生阅历丰富，本书读起来颇有趣味。书中第六章专门回忆了他与费恩曼1948年为期四天的阿尔伯克基驾车之旅，途中与费恩曼的反复讨论，使戴森终于对费恩曼的路径积分方法（也称“对历史求和”）有了深刻的领悟。戴森与费恩曼的结伴同行，起初只是一个偶然的局部事件，但对戴森和费恩曼两个人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深刻改变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整体面貌。戴森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幸运的际遇。（令人费解的是，费恩曼本人似乎忽略了戴森对他的影响，他很少提到戴森。）

　　这些年来，戴森一直笔耕不辍。除了写书以外，他还写了许多有趣的文章。例如，1955年，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永久成员赫尔曼·外尔逝世，戴森为英国的顶级科学刊物《自然》撰写了一篇简短的讣告，转述了外尔作为一个大数学家的价值观[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