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陆续开始将复杂性理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获得的成果逐步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组织管理领域中，并探讨复杂性理论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安德森(Anderson，1999)指出：“对管理者而言，复杂性组织管理的重点是将复杂性视为组织存在的既定条件，探求适应复杂性的理论和方法。”[9]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不局限于利用复杂性理论来解释组织行为和质疑传统组织理论，而是尝试将复杂性理论应用于指导管理实践和解决现实的复杂性问题，复杂性理论不仅为组织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还提供了研究复杂性的方法与工具，指出了复杂性的可利用性与管理策略。

　　综上所述，面对复杂性的冲击，既不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化复杂性，也没必要对复杂性进行夸大和过度渲染，强化复杂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复杂性视为组织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通过对复杂性的分析，寻求组织复杂性与环境复杂性之间的合理匹配，从而最大限度地使组织适应复杂性，进一步对复杂性进行控制，最终利用组织复杂性进行适应性地变革，实现组织在复杂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和持久的生命力。或者换句话说，研究组织复杂性的目的是如何更好地应对复杂性，使组织更高效地运转，保持生命力。组织复杂性管理的本质就是寻求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与环境的复杂性之间的合理匹配，那么基于复杂性政府治理结构范式则应是建立在网络化结构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同时网络结构中的各个组织即治理主体应创新性地通过协同、合作，在开放的系统中共同解决组织面临的复杂问题。

　　第一，优化政府组织机构，构建纵横交错的网络治理结构。建立在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基础上的传统的层级结构组织通过一系列的条条框框，严格规定组织中每个人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面对复杂社会的冲击，其弊端日渐显露，应对复杂环境的组织治理应该是“适应、调整和变革”。过去本港台直播们采取以政府为管理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以国家强制力或行政命令为后盾的自上而下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客观上不利于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协商与合作，低估了社会治理中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面对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政府已经逐步由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是多主体、多中心的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一道在各自的领域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政府的治理结构必须突破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的束缚，转向更加灵活、更加便于治理主体协同合作的以信任、合作、互惠为特征的网络治理结构，转向复杂的科学管理范式。中国的政府治理必须突破考虑各地的差异性，突破传统的“同质同构的单一化治理机制”的简单线性思维，机构林立、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都是同质同构纵向分工带来的弊端的体现，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上下有区别和有分工地异化设置机构。根据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效率原则和节约成本的经济学理论，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中央与地方间、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要加强横向分工和联系，采取多中心、多任务、购买服务、委托代理合作、跨区域治理、跨部门合作、政府间合作等方式共同治理，构建纵横交错的网络治理结构。“条块结合”是复杂社会网络结构范式特征的典型表现，体现的是复杂治理的“分形”特征[11]。建立社会治理的协同治理机制关键在于建立起“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网络结构，发挥各个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发挥每个治理主体作为治理网络中心节点的功能，实现社会治理的自组织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