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小晴伤愈出院当天，家人就把小晴相关就诊票据，拿到县相关部门，希望获得医保报销。截至目前，小晴的检查费、住院费、治疗费合计4000多元。但她们的诉求被医保拒绝。

　　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外伤住院审批表》上，因在“外伤发生原因”一栏，填有“被人强奸”一项，县社保局经调查核实后给出的结论是，“属第三方责任外伤，不符合报销规定”。

　　第二天，加害方的亲属，便手持一份《赔偿和解协议书》，邀小晴家人见面。“对方家长一上来，就问我们要多少钱，我说要拿100万来。他们坚持给3万元，前提是要放过他儿子，还说让两个孩子结婚。我觉得，三万元实在太少了，孩子受了这么大伤害，又要转学、又得康复，还要做各种复查，还需要休学重读……实话讲，我们也咨询过，严格按法律规定，走上法庭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但我们不想因为这点钱就放过他。”小晴的三姑说。

　　当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记者问小晴是否愿意拿钱“和解”时，小晴坚决表示不愿拿钱，只想让他得到重判。

　　据悉，加害人是一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事发至今，加害人父母支付了包括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总计8千余元。“我让他们再拿钱给小晴做一下复查，他们就不接电话了。”小晴三姑称。

　　没有监护人在场的问询

　　手术过后，躺在病床上的小晴，就案件发生经过等，接受了警方的问话，之后又做了辨认。据她透露，调查的都是男警，而在场陪伴的只有她70多岁的奶奶。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亲，始终没有露面。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吕孝权表示，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及2013年公检法司联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都确定了对遭受性侵害的的未成年人的“不伤害”原则，要求警方进行案情调查，“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侦查人员办理，未成年被害人是女性的，应当有女性工作者参与”，且必须有监护人在场。

　　小晴被性侵之时，恰逢春节假期，其父从戒毒所出来后，一直在广东打工。春节归家不久，女儿就出了这事。事发当天，住在老屋的他，甚至没有注意女儿一夜未归。

　　送小晴就医时，是父亲背着上下车的。但他自始至终都未过问女儿的情况。一位家人透露，他说自己不敢插手此事，那边的小流氓太多，我们干不过人家。事发没俩天，他便离家打工去了。

　　再次回到女儿身边，已是4月26日。他是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警方喊他回来为小晴的错误身份信息作更正。因为父母疏于管养，小晴的户口拖到十几岁才报。农历的出生日期，也被错误地报成阳历。按照身份证登记信息，小晴被性侵时的年龄，已满14周岁。

　　5月4日下午，正在帮娘家在田里劳作的村妇小莫，向深一度证实，小晴确定是2003年的正月出生的，因为她自己当时刚刚生下儿子，是正月过后出生的，她记得非常清楚，小晴在过后不久也出生了，比她儿子小了十几天。二人都属羊。

　　按照父亲自己的规划，他原本打算今天回、明天走的。因有公益律师介入，家人将他强留下来。5月1日，援助律师在家中坐定，他才不太积极地被叫进来。4个小时的访谈，他呆了不到10分钟，便闪人而去。

　　在小晴及妹妹心中，父亲常年在戒毒所和监所进进出出，除了带给她们名声上的羞辱，别无其它。即使偶有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时日，姐俩也不愿和父亲交流一字。

　　“我其实更想得到妈妈的安慰，最好是能回来看我，然后就不再走掉。”对父亲的离去显得漠然的小晴，提到从小就离去的母亲时，并无恨意。虽然知道母亲早已重组家庭、生了另外的弟妹。

　　“我曾偷偷写过一篇文章给妈妈，告诉她我的心里话。我以为我出了这样大的事，她肯定会回来看我。但她的反应让我很意外。”

　　三姑称，小晴被性侵发生后，家里托人把信息带给了在广东打工的母亲，她只通过孩子的小姨带话给小晴：“再不看好你妹妹，让她也出了这种事，饶不了你！”

　　“我近年开始和妈妈加有微信。但这个事发生后，我觉得是件丑事，所以不敢跟她说。”从2006年遗弃两个女儿后，母女再未谋面，即使母亲春节时会回隔壁镇的娘家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