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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俊始料未及，当晚与王林及另外两名工人代表召开会议。他认为，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工人对工作分配问题不满，但工人具体分配工作是由罢工工人中的班长自行分配。自己此前同工人协商过以工作计量的方式计算工资，这样多劳多得，自己的进度也快了许多，但是工人却执意要求400元人民币一天计算，将半年结算一次工资改为每月结算一次，并要求退还合同履约金。 王林觉得计量过于苛刻，“按他这种说法，如果当天建筑材料没有到齐也等于说一天没有钱”。双方就此事无法达成共识。王林认为，罢工的导火线是郭万俊的言行伤了工人的心，他们想要结清工资拿回押金后回国。 但郭万俊坚持，劳动合同已经签订，必须按照合同执行，如果回国，每人须支付两万以上的违约金。“当时有51名工人同意回国”。郭万俊向澎湃新闻记者出示了员工于3月6日签署的自愿回国申请。
自愿回国申请。 受访者供图
“我们肯定不能就这样回国，必须拿到工资才能回去，不然回去了找谁？”王林说，当时郭万俊答应就算是借钱也会帮他们结清工资的。在王林看来，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 郭万俊形容，2月23日，51名工人开始阻碍剩余的21名工人上岗工作， “一群人曾围堵着公司大巴，高喊‘谁今天开工就打断他的腿’，atv，这吓得其他愿意上班的20多个人谁还敢在车上，都陆陆续续下来了。”对于未参与罢工的工人，杨军则十分不屑，“那些都是跟他(郭万俊)关系好的”。 4月6日，外交部领事司通过官方微信“领事直通车”发布消息称，经中国总领馆初步了解，工人被拖欠工资期间曾多次围堵用工单位项目部。在此过程中，其无合法务工身份的情况引起当地警察、移民等部门关注。
郭万俊与朱社签署的《工伤补偿协议》。受访者供图
2月28日，51名工人派出3-4名代表，带上受伤的工人一起来到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咨询回国事宜。也正是这一天，郭万俊与朱社通过协商签订了《工伤补偿协议》，协议写到，“郭万俊给予朱社一次性一次性医疗费用和补助共计八万人民币，后续所有事项和费用由朱社个人承担，郭万俊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郭万俊以为支付完这笔费用风波可以就此平息了，“白纸黑字按过手印，七八个人在场，打官司告我都行。” 总领馆在查看了两方提供的资料后建议工人们按合同约定处理此事。3月2日，劳工们找到中建处理，中建表示：账目没有算完，合同也没有在中建，建议找经手公司处理。 “前后找了七八次吧，期间有一天我们在项目部里面又饿又困，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最后公司报警了，当地的劳工部的人也来了，说让我们这些人先回去，中建也说明天早上让他们安排一个车子，让他们送到劳工部协调。”
中建中东公司给工人的生活补助收条。 受访者供图
而中建方面的相关人士向中青网记者描述，是“工人因违约不能拿全额工资而执意与郭姓老板产生矛盾，执意滞留，带人多次妨碍中建中东公司办公”。 也正是这场罢工，让施约瑟第一次接触到这批特殊的劳工。他感觉到他们和自己之前接触到的有些不同，他们来的时间短，很多人没有出国务工的经历，大部分人对阿联酋的情况不了解。 “我一直劝他们别闹了，没用的。”施约瑟叹了口气，“如果真碰上黑心老板，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关起来或者直接遣送回国他们都没办法的，这里十几个人一聚集，警察就可以直接带走。” 3月4日和5日，郭万俊与中建沟通了解决方案，提出15名1月份新来的员工因为工作签证刚刚申请，应尽快取消，让他们回国。3月8日、9日，15名工人和受伤的朱社终于带着中建代发的工资，踏上了返乡的飞机。 3月9日当天，中建通过邮件通知金手公司终止劳务合同。剩下的42名工人自此开始长达一个月的等待。 归途 4月7日晚，上海火车站旁的小店里，温暖明亮的灯光下，胡强扒了几口酸菜鱼，低声问，“你知道我们最后十几天吃什么吗？” “别提了，现在还提这些干什么。”王林低下头，无奈地笑了两声，拍拍胡强的肩膀，自己眼里却泛起泪花。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