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人的指控，郭万俊感到委屈，他对澎湃新闻称，自己提供了足够好的伙食，“每顿两个菜一个汤，每天都有肉的。”但这一说法受到工人的反驳，“我们的伙食是最差的，炖土豆或者炒茄子，什么便宜买什么。”

　　下午做工到晚上五点半收工，从市区回去，堵车是常有的事，严重时接近三小时才能回营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王林想凑点钱再买一床被子放在工地，因为工地已经是他的第二个宿营地了。有时工期特别忙，吃完晚饭后要加班到十点，干一夜的情况也常有，加上第二天继续劳作，工友们头晕脑胀，申请休息却得到老板这样的回复，“要想休息就连休三天”。想到三天没钱，劳工们只能强撑着继续工作。

　　但郭万俊否认了工人们的说法，“根本没有强制，加班都是自愿的，也是有加班费的。”

　　常常加班的王林对迪拜的夜晚印象深刻。“12点以后的车都在沙迦劳工营，没人接我们。迪拜特别热，我们就睡在水泥地的地皮上，在地上铺上纸板。半夜睡不着，睡一会儿就醒，太热了。我们都是塑料袋裹在身上，我想向老板借钱去买个被子带到工地里。”

　　但是王林还是没有买，因为家里带的钱已经快用光了，有的工友连卫生纸都没钱买，到处借着用。接近一个月的时候，王林连续找了郭万俊五次，最终拿到了100块人民币，而身边有的工友四个月内拿了200元人民币。“每次老板都说等等，没钱，然后就没音讯了。”王林抱怨道。

　　王林干的钢筋工对手套和鞋子消耗较大，做几天一双手套就废掉了，劳工向老板讨要手套迟迟未果，有人就这样徒手做了近一个月。一个多月后，有工人鞋子跑断了向老板讨要，同样吃了闭门羹，“老板让我们自己花个几十块去买，可是我们哪还有钱。”王林说。

　　但在澎湃新闻采访时，郭万俊同样矢口否认劳工欠缺生活费的问题，他觉得劳工们吃住都由他们提供，不需要其他花费。生活费每月每人借支两三百到五百迪拉姆不等，过年的时候他还给每个工友发放了一百迪拉姆红包。

　　对此，中介公司负责人王攀称，工人们找他反映过拿不到生活费的问题，郭万俊的回复是等公司的工资款拿到了，就发给工人。

　　来自山东菏泽的胡强只带了三四百元钱，到那儿买生活用品就花的差不多了。去年12月，他拿着在老家做电焊、木工积累的钱交了1.8万的押金和中介费，狠狠心撇下四岁的儿子，想着只要赚到钱就回家团聚。

　　但几个月来，他们的“黑工”身份已经引起移民局和当地警察的关注，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一查签证我们就停工休息。没有签证不能在那里干活，老板的意思是让我们偷偷摸摸地在那里干。”

　　“我们10月份来的时候第一拨人就报上去申请（劳务签证）了，把钱都交上去了，就等着申请下来。签证是公司一起办的不是按个人走的，而这里要提供名额，名额下来了才能开始办，不是说到那儿就能办，肯定要按照流程走。”承诺好的劳务签证迟迟未办，郭万俊说自己也心急火燎，三天两头去公司催。

　　“签证是旅游签的话当地部门只会承认你是出境旅游者。”拥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的青岛知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一位王姓总监告诉澎湃新闻，“以旅游签证出去务工”是风险的信号，“不可能是正规劳务公司，且正规劳务公司不收劳务人员押金，业内也没有押金一说。”

　　罢工

　　郭万俊是亲眼看着朱社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

　　2月9日，朱社登上脚手架干活儿，据胡强描述，是起重设备塔吊的摆臂把朱社甩下来的，工程现场一层楼有七八米，朱社是在二楼。

　　郭万俊则称朱社是从两米多高的位置摔下的，直播，他忍不住埋怨朱社不戴安全带，“我看他没安全带当时就让他下来。我从中国带了100多条安全带过来，又在这里买了80条，但是有些工人从来都不戴，让我罚款都被罚了五六万。”王林也承认，朱社确实安全带没戴好。

　　摔伤事件后，郭万俊召集劳工开会，一周以来为此事数次争吵的郭万俊十分愤怒，在现场警告工人，“如果不按我说的做好安全措施再干活儿，下次摔死了我都不会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