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15000元的押金和中介费不算少，但王林选择了相信。此前，他还听过去迪拜乞讨发财的财富传说，知道现在政府已经不允许了，要被抓进监狱。

　　但保底1万的月薪还是诱人，“人都是现实的，我们没有什么淘金梦，在安徽做工一天只能赚220元左右，太低了。”王林说。按照和费大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工人们半年结一次工资，每年发80%，剩余的工资和押金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回国后50个工作日结清。

　　在国内初见郭万俊的时候，杨军对他的印象是“笑眯眯的，很热情，人也很好”，可“到迪拜完全变样了，心也凉了”。

　　到达迪拜机场时，杨军取下包裹的时候手被划伤了，对于受伤早已见怪不怪的杨军像以前一样拿烟丝抹在伤口上消毒止血，给自己包扎好。“老板看了一眼我包着的手，冷漠地说让我第二天继续上班，当时就觉得有点寒心。”

　　第二天，他感到一丝疑虑。他向郭万俊借钱，郭万俊却说要拿自己带来的生活费与他兑换。杨军出国数次，知道正规的劳务公司是会提前支付给工人生活费，因为他们远在异国他乡，几乎没有出走的可能。

　　失望和质疑的不只有劳工，还有郭万俊本人。“我们当时在中国签的合同上也是说承包方式，到现在也有很多问题，劳务公司找的人都没有经过考试，直接输送过来了，到这边（工人半年结算工资）也没什么收益，就不想干活。”

　　去年年底，王林和其他15名工人作为第三批人从昆明出发去往迪拜。所有的劳工都以旅游签的方式到达迪拜，郭万俊承诺到迪拜后会尽快为他们申请劳务签。

　　到达机场的一刻，“劳务公司的人跟我们说别人问起来一定要说自己是旅游的，千万不能说是打工的”，王林回忆道。

　　当飞机降落迪拜、班车开到劳工营的时候，16个人的身份也正式变为“黑劳工”。

　　“黑工”

　　王林觉得，自己什么苦都吃的起。在国内做钢筋工，风吹日晒中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已是常事，有时候下着大雨就穿着雨衣继续劳作。出发前，王林做好了辛苦两年的打算，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份不会长干的工作，特别艰辛，也特别能赚钱。

　　郭万俊与工人签订的协议中称，迪拜的工作环境是“热带沙漠气候，春秋为每年的10—5月份，气温在7—20°C不等；夏季为6—10月，气温在35-40°C”。

　　协议还写明，“所有员工都在营地，免费统一安排食宿。所有生活设施都有空调，以保证员工得到充分、舒适的休息。”

　　“想舒适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迪拜为各国劳工做思想疏导工作大约十年的志愿者施约瑟告诉澎湃新闻，在他接触过的中国劳工中，大部分人都后悔来这儿。

　　迪拜政府有严格要求，劳工不得住在工地，必须住在郊区的劳工营，在酷暑下加班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不过现在迪拜政府对劳工工作时间有了新规定，不允许再强迫工人加班。“懂得这里的‘规则’，有的人能干十年八年，也有适应不了闹罢工，两个月后被遣送回国的。”施约瑟说。

　　2013年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的一份题为《迪拜对外劳务合作基本情况》调研报告指出，近年来，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低端劳务逐渐萎缩。低端劳务多为室外施工作业，待遇低，迪拜大半年干旱高温，气候条件恶劣，加上语言与宗教风俗障碍，中国劳务人员难以适应。

　　在走进这批劳工住的八人间劳工营后，施约瑟感慨，“你们的住宿条件真的好多了”。他见过迪拜很多劳工营，有的房间只有70平米，30多人住在逼仄的两室一厅，男女混住，夫妻睡在90厘米的三层卧铺上。

　　王林觉得，他们为了赚钱什么苦都能吃，但是粗糙的饭食和苛刻的要求已经无法让高强度作业的他们保持工作效率。

　　王林和工友们每天不到五点钟起床，迅速地洗脸、刷牙。公司的食宿没有早饭，爱吃米饭的王林就和工友拿着自己带来的钱买好，就着咸菜简单扒两口，有的工友来不及，花一个迪拉姆买个大饼带着吃。（注：1迪拉姆=1.8744人民币，4月17日汇率数据）

　　干到中午十一点半，午饭开伙。王林常常来不及吃早餐，没等中午开伙就饿了，向老板（注：郭万俊）借钱买个饼补补被一口回绝，理由是不能在工地上吃饭。“我们农民工讲的就是，吃得多，才有力气干活。中间不让吃饭，我哪来的力气给你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