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学戏，陈凯歌说他用了大半年时间打磨剧本，李碧华作为原著作者自然是编剧的第一人选，此外又找来了芦苇，聚在一起反复聊，直到觉得终于聊透了故事。原小说旧版中的结局是程蝶衣和段小楼若干年后在香港的浴室相见，都没有穿衣服，坦诚相待、回首前尘，感慨不已，然后出得门去，各走各路。

　　陈凯歌跟李碧华说这个结局得改，不满足。“实际上还得说当年《芙蓉镇》（1986年）在80年代的中后期引起的争议，曾经有日本电视台组织中国两代导演辩论，辩论主题就是‘文革’中的中国人是如何去面对这十年浩劫的。《芙蓉镇》当然是传世作品，日本评论家说那句台词‘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最动人至深。当然谢晋是我的老师，是我家的世交，又过了20年，我更懂得他那句话里惊人的强韧生命力。但对于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我来说，却始终有那么个想法——当太多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或准备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时，甚少有人抗争的静默才是最可怖的。”

　　陈凯歌说，所以，他还是决定把这个想法放到程蝶衣身上，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霸王”和“虞姬”，终于有机会又站在物是人非的舞台上，程蝶衣就在《霸王别姬》的故事里，像虞姬那样面对霸王自刎而终。“这个结局在当时也是受到激烈抨击的。有人说这个情节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文革’都结束了，他怎么反而自杀了呢？蝶衣的自杀跟政治无关，程蝶衣在演一个个人的故事，个人才是我书写的兴趣点所在，历史和政治都是饱满个人形象背后的氤氲隐隐而已。我的结局是，程蝶衣就是想告诉段小楼‘我爱你’，虞姬一直爱着霸王，并且要用死再最后一次告诉你，‘我爱你’。”

　　无疑这是犀利而极端的人格呈现，陈凯歌自知风险，便更加精心铺排了一系列的笔墨。“反复琢磨，我加上了一个小说里没有的情节，他是六指，斩断六指他就成了一个女人。后来再有那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削去了头发’，以及程蝶衣如何不断念错这句被打，都是从六指情节里生出来的，说到底是他如何开始拒绝成为男人，他的童年记忆注定了他会崇拜虞姬，因为虞姬是从一而终的，所以他要求段小楼以对虞姬的态度来对他。这个失落的理想，自然达到自杀的结局。”

　　当然对演员来说，这样的角色必然是有相当的挑战。但通常导演要求演员准备的那些功课，比如读史料，体验生活，用心接近些什么，陈凯歌说他一样也没有交代给张国荣。“张国荣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好多事儿早看在眼里，也就不用多说了。他必然也是极用心尽意的人，抛下香港的一切来北京学戏，踏踏实实就是半年，没有几个演员能够做到，所以我反而得宽他的心，告诉他愿意怎样就怎样。”

　　整个拍摄过程中，陈凯歌说，他与张国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该到哪儿了就一定到哪儿，透亮极了，一丁点含糊其辞也没有。“拍片他还是很少说话，演完一个镜头回来，也不问我好与不好，就坐到我身边。我不断地跟他说，这个为什么不行，应该是怎么样的，在此刻你心里的情形该是怎样的，他一句句听着，我说完他站起来就走了，重新演一遍，演完又坐下等我说，如此反复多次，顶多会说句，‘您看我可没上过表演学校，您觉得我应该上吗？’我照实答他，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也不知道，他就又去演了，其实我明白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尤其令陈凯歌回忆起来感慨万千的是，那些节骨眼上的关键时刻，张国荣没有一次失手。比如蝶衣犯烟瘾，小楼来看他那一场，剧本里设计的动作是张国荣要用一根拂尘的尾巴打烂一整墙的镜框，墙上挂的都是他和小楼二人的合影。开拍前陈凯歌说他相当紧张，首先要是一次拍不过，重新置换那一墙镜框、打扫屋子就得耽搁相当的工夫，再有就是这场戏对演员表演要求极高，这是小楼和蝶衣在这个戏里最后一次有身体接触。表面上是因为犯烟瘾，蝶衣大发脾气，一个在砸，一个在后面抱，实际上那分明在表现爱之挣扎，能准确地传达这几层意思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