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做确有原因：对大学校长们来说，无论对高校的评估方式如何变化，一流人才及一流人才带来的课题、成果，总能给学校的“双一流”评估“加分”。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阎凤桥表示，一流师资、一流人才的数目是 “双一流”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和高校都会想办法去通过拉拢人才来参与竞争。由于不同地方之间生活、工作和经济等因素之间的差异，各个地方都会产生其自身的区位优势，高级人才的流动是各地区位优势起作用的结果。

　　“积极方面，这种流动会有效配置已有的教学科研资源；消极方面，这会拉大各地教学资源的差异，使得中西部高校在这场竞争中更处于劣势。”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这种市场行为的作用下，“挖人”的东部高校似乎很满意，但被“挖”的中西部高校很受伤。因而，在近日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中西部高校的代表委员更多发表的是一种“诉苦”的言论。

　　人才流动：有序还要可持续

　　尽管教育部没有强硬“叫停”，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你挖人家的人才，实际上是在挖人家的命根”的言论，实际上也将“挖人”的东部高校放在了不道德的境地。

　　这同时也是对此前教育部文件原则的重申。1月25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徐振宇指出，教育部不鼓励东部高校“挖人”，一些省份的领导也要求本省院校不要在省内相互“撬墙脚”，都是基于国家、区域教育资源平衡的考虑。

　　从全国高等教育布局来看，中西部除了武汉、西安、成都、重庆等几个大城市之外，其余地区的高校资源都不算太强。而在东部与中西部人才争夺中，东部城市的薪酬、晋升机遇和学术氛围，大都拥有绝对优势。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在公开言论中表达忧虑，东部高校高薪“挖人”，不仅将加剧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资源差异，j2直播，而且不利于中国高校自身的学术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才流动的原因很复杂，有薪酬待遇、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考虑，但你要东部高校的教师去中西部，一般都不会考虑。”去年从北京高校转到南京的徐振宇说。在他看来，高校人才的不合理流动，可能会造成中西部院校被挖空，造成学科、学校的没落。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葛剑平指出，有的高校为了吸引高端人才不计成本。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是，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支出项目没有所谓的“高端人才”经费，学校只能东挪西拆地挤占正常的教育事业费，这给高校预算支出造成一笔不小的赤字和沉重负担。而一旦经费出现短缺或者薪资增长缓慢，被引进的“雇佣军”又被出价更高的学校挖走。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张端鸿注意到，目前高等院校引进人才比较看重头衔和“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功利化的体现。这种功利化现象有可能与教研的实际绩效相背离，也就是引进的人才不一定能发挥效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挖人”的本质是为高校选拔有专业素养有才华的人才，因而“挖人”应该“去帽子化”，但“帽子”并不等于学术生产力，让专业的同行去评估筛选，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非仅仅关注引进人的头衔名誉。

　　葛剑平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从事着相同工作的本校教师与引进人员的差别待遇。他强调，长此以往，差别待遇的“灯下黑”问题可能在教师队伍中产生负面影响，出现功利化、物质化、短期化的倾向，身份认同也会从“志愿军”向“雇佣军”转变。这会导致正常的高校环境被扰乱，育人环境成为少数人的市场经济。

　　陈宝生还提到了一种现象，“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不断地今天跟甲方谈，明天跟乙方谈，后天跟丙方谈，营造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流动环境。”

　　对此，陈宝生在记者会上强调，东部高校要对人才引进做出规范，在薪酬条件等方面不能搞恶性竞争。同时，各高校要对人才聘用合同契约加强管理，对引进各种人才加强规范，让他们遵守契约，在约定期内不要跳槽，按契约办事。

　　而关注“孔雀东南飞”的代表委员，多数倾向于设置高校教师薪酬的上限，以此遏制高校肆意挖人。例如，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就建议，要从国家制度层面为高校人才流动设置薪酬上限。一是不同区域执行不同薪酬体系，中西东地区执行不同的薪酬标准；二是薪酬体系考虑学术贡献性；三是考虑现有团队的基础水平，以标准倍率制决定各级教师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