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老板微胖无髭，面白皮细，典型胡同里和气生财的老北京相貌。这样的人，我童年记忆里很多，如今却很少见到了。早年的戾气、中年的焦虑，足以改变曾经遛鸟人的容颜；钢筋水泥的都市化、人群的膨胀，给古都带来现代化与活力，但也抹去了往昔的安详。

　　阎老板告诉我，他祖上几代都是在户部做事的，到了爷爷这辈，大清改了民国，就改当银行职员，然后传他父亲。他家虽不是大富大贵，在北剪子巷这条狭小的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倒也住得很踏实。

　　他没有仔细讲，我也就不多问，反正到了1966年，家道已经中落到只剩下两间北屋了。那年他上高三，就盼着能考上大学，然而大学不招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去农村劳动了几年，然后费了很多力气回到北京，进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务后，熬夜复习高考，可是就在高考前夕，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参加高考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病，总之，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长辈亲戚从美国回来探亲，看到他的境况，帮他办了个自费留学。那时候来美国的人还很少，有亲戚的经济担保书，再有一份社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拿到了签证。到了美国，亲戚自然不会真的在经济上资助，要靠自己勤工俭学。但是他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不像那些有文凭的人，打一段时间工就能够联系读博，找到奖学金。再说他已经快四十岁，语言又不通，向学之心很快就显得不切实际。于是勤工继续，俭学就夭折了。

　　萍水相逢是人生乐事之一，我和阎老板一直聊到打烊。中间还见到他的儿子，已经当了医生，表情和手势都很美国。他不会讲中文，英语里带一点南方口音。阎老板看着儿子的目光很慈祥，儿子和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去。

　　我和阎老板在停车场道别，我注意到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缓缓钻进一辆黑色老奔驰轿车里。

　　阎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多年来常听说或读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还是让我感叹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难忘，在寒冷冬日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朋友落榜后失声痛哭的情景。也许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势利的一面吧，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功者的记载吧，我们平常读到的，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这个群体中的励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还有很多人处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前年回国，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好像已经是祖母了，勤快能干、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诉我，她当年高考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运也就因此转变。

　　三

　　当我们回望往事，叙述比价值判断远为重要。在追求现实利益的过程中，遗忘与遮蔽时有发生，更何况许多人心中价值混乱、人云亦云，何来判断可言？其实叙述本身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自以为是的真实多半是可疑的，寻找历史和追求真理一样，需要常存虔敬戒惧、反躬自省之心，而不是指点评价、气壮山河的狂妄。

　　恢复高考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冲击，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从事件本身看，考试古已有之，而且行之有效，虽然有其无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却一直是相对最不坏的取士之道。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

　　这一切，是当事件已经成为相对遥远的历史之后才能看清的。在1977年，人们依旧在不安与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别的时候似乎无大不同，也许这才是岁月的真实状态。

　　我想从日记中寻找我的1977年，却发现日记里有写得很含糊或者根本没有提起的部分，记忆与日记并不完全相符。是的，时光越深，日记越有获得史料的意义，然而日记是有主观选择性的。尤其是在严酷的时代，日记写得有保留，几乎成为自我保护的本能。母亲的日记中，人名多用字母代替，许多年以后，她往往想不起是谁，别人也读不懂。我没有那么高的警惕性，却也习惯在日记里省略内心深处的某一只八音盒。1977年初的日记里，有抒情、有议论、有几首旧体诗，却没有提到我在做梦、写小说，更没有提到我自己像小说中人一样，晚上走到一家中学的楼下，站在树影里，望着某一扇窗的白色灯光。我并不知道那个女孩此时此刻是否在教室里晚自习，也并不想去见她，只是走一个小时到这里，安静的望一会儿，然后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