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在那个冬天,有大约570万人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被录取。 高考的恢复给当时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希望和不同未来的可能性,许多人的命运就此发生了转折——这其中有被录取的励志人生,也有落榜失意后的不同际遇。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此时再回望那一年,时代的意义与烙印似乎更加清晰。 一 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长者如“老三届”的老高三,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最年轻的南方应届高中毕业生,如今也已奔六。我虽然要到1980年才上大学,却也是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那一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就推迟当年招生时间,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中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过就和他的复出一样,是当时在人们期待与意料之中的事。事实上,前一年十月逮捕“四人帮”之后,在北京关注时局的人群里,很快就开始半公开议论邓小平何时复出;恢复高考的议论不那么多,但是一说起来,也好像是大势所趋,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而已。大约是1977年初的一个晚上,父亲去曾在抗战时同事,直播,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家,回来后有些兴奋地说,估计高考不久就会恢复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与乐观,反对的声音颇多,教育部最初的报告并没有打算马上恢复高考。然而小道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春天起,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没有还回来;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却哪儿都借不到了。 和出生在1980年代末的年轻朋友聊天,她痛说的悲惨经历,就是怎样从小学一年级参加各种考试,一直考到博士毕业。我告诉她,曾经有4年大学完全停办、10年全国没有高考;中小学虽然从1967年10月的“复课闹革命”恢复运行,也基本不读书,考试就算有,不过是聊胜于无。她说:“你们那时候多幸运啊!”我说:“你父母恐怕没有觉得那时候幸运吧?”她说:“我觉得他们比我幸运啊!”话说到谁比谁幸运,就没法往下说了。我告诉她,“文革”里的教科书一本比一本薄,不仅内容少,而且几乎没有习题。为了向工农兵学习,取消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以所谓“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替代,内容可想而知,更没有她熟悉的一本本厚厚的考试辅导材料、复习题集。我还告诉她,由于“文革”,我从小学一年级到1977年,8年多一直辍学在家。她瞪大了眼睛:“叔叔,您太幸福了!” 那时我幸福吗?在知天命后回忆,少年是很美好的,时间会给往事涂上一层发黄老照片的柔和。虽然很多已经找不到,我还保存着一部分少年时的日记,如今看来,写得有些强词说愁、莫知所云,倒也折射出当时内心的纠结与困惑。我感觉前途渺茫:我自觉已经长大,却不知道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想要逃避像兄长那样去农村的命运,似乎只有唱歌考文工团。 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许多人一夜之间忽然都成了高玉宝。“我要上学”的念头是如此普遍、如此强烈,我也受了影响,在我的日记里记载如下: 二月十一日,星期五,云 今天下午正在写字,忽提起上学,于是有些动念。去一个新环境,过过集体生活,尝尝学生时代的滋味,还是我所愿意的。 晚上,我乃来去找Z老师,托他办办此事,他和我详细讨论了一番,我十点钟走,他送我上车。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