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从这里出去的网瘾孩子不敢上网是害怕再被送进去。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会恶化。”何日辉形容这类家长把孩子送来这里是“无奈之举”，因为国内少有可以提供专业治疗的权威机构，在他看来，国家应鼓励体制内医生去做这些，而政府可以考虑购买服务。

　　已经出院5年的宋方，现在正在读大学，他坦言上网打游戏比过去还要多。上个月他因此跟母亲吵架，母亲提到要把他再送回（网戒中心）去。宋方跑到阳台边，说“宁愿死也不回去。”

　　宋方的母亲在他出院时销毁了她的联系方式，因为她觉得网戒中心的性质类似于少管所，对孩子来说并不是多么光彩的经历。

　　王哲后来考上大学，但比之前的成绩差了很多。在临沂网戒中心时，他本想回来上学复习，但由于未满5个月，母亲被劝服让他继续待下去。“我妈后来肠子都悔青了，把我送那去结果耽误了高考复习。”

　　刘彩如今不太愿意跟王哲提及这段经历，尽管她也表示：“现在看来弊大于利，一是去之前对他有太多误解，一是后来确实影响到了考试和生活，但是没有这个会怎么样也不好说。现在和他只能搁置这个问题了。”

　　2016年8月，几个家长仍旧零零散散坐在网戒中心楼下的院子门口，走廊上晾晒着孩子们的迷彩服。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家长们走出医院门口，去给孩子们买饭。

　　在这里摆了8年摊的那位摊贩指着马路对面一位形色匆匆的绿衣女人说：“这个女人四年前来的，安徽的，儿子好了出院了。现在她老公和她在这打工了，在这个地方炒菜。她儿子也在这打工，就不走了，回去万一再得了呢？”

　　半年后，当澎湃新闻再次来到这里时，冬日萧索，那位卖粥的摊贩还守在医院门口，她说（媒体）曝光后，家长没以前多了，买粥的也少了；另一位摊贩则说，2017年寒假，一些出院的家长还带孩子来听课做过分享。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