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011年在网戒中心待过的宋方出院后被父母带回来给其他“在校盟友”做分享，他曾悄悄在厕所里跟关系好的盟友交换联系方式，“一块走过来的，那么难受的5个月都过来了，留个方式还咋了。”

　　从网戒中心出来后，王哲私下与几个盟友有联系，他们有一个小群，但有人回网戒中心后揭发了这个群，于是，群里有人被家长再次送了进去。

　　第四人民医院内网络成瘾戒治的标识。

　　家委会

　　由盟友家长内部推选形成的家委会是网戒中心的管理者，目前包括10名成员。

　　他们脖子上挂着家委的身份牌，在网戒中心有“家委办公室”，内部有家委制度本。2016年8月，当临沂网戒中心再次引发关注时，媒体蜂拥而至。几个中年家长把守在住院部入口处，他们阻止前来采访的记者进入网戒中心，并对咨询的人声称这里已经没有床位，不能进去。

　　网戒中心所在的二三层病房进出的任何陌生人都会受到家委会的密切关注。四楼的护士称，网戒中心的管理很严，外人不能随便入内，有时连他们进入都要被询问。

　　在这里，家长之间也执行一套“圈记制”：做了“不对的事”要领圈。如果家长做错事，造成“不良隐患”，或者“不良后果”，有时整个楼层或者整个中心家长要承担连带责任；记一个圈罚10块钱，罚圈的钱上交家委会，由家委会用于网戒中心日常开销。

　　盟友们进行军训时，家长要手挽着手围成一圈，防止盟友逃跑，要是发现谁没有手挽着手，就要罚圈。一旦盟友有自杀行为，家长也会被罚。

　　盟友离开网戒中心办事，要有别的家长陪同。一位在医院门口摆摊超过8年的摊贩称，她曾见到两个中年男人拥着一个孩子出门办事，三个人的手绑在一起。

　　徐天回忆，因为有盟友曾从厕所逃跑，所以盟友洗澡时必须有家长看护，如果外面没有家长把守，家长将被罚10个圈。“有时候身上难受，找不到家长，洗澡都洗不了。厕所也不能私自上，有时憋坏了，就拦一个别的家长。”

　　徐天还形容，“有的家长也因为这个实在不想在中心待，但如果提出来，第二天就会在大点评课上被点评，家长就会很不好意思。”

　　刘彩想过要带儿子王哲离开。现在回想起来，她对里面发生的事感到不可思议：有一天晚上她跟儿子聊天抱怨，他每次都去爸爸老家过年，不去她的老家过年，这让她心里很伤心，接着马上就要给他治疗。

　　这种氛围让身为父母的刘彩感到困惑。但每次她想带儿子走的时候，其他家委都会极力说服。“他们说那里的孩子都变得很乖呀，孩子过了两天变化是很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说不清。压力那么大，很可能靠装蒙混过去。”

　　也有家长带着孩子直接离开了。可在网戒中心被“规训”后，有的孩子出去后“变本加厉”，父母只得又把他/她送进来。

　　离开再回来的父母将接受一次信任考验。“因为不相信中心，要交罚款。杨要让全体家长举手表决领同情圈，让那个家长进来。”

　　王哲在这里住了5个月，“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他认为，肉体不是最主要的痛苦来源，而是精神威胁。“除了睡觉，任何一个小事做不好都会加圈。鼓掌超时，也会被电。”

　　徐天说每做一次治疗，都要单独收费。“电击还很贵。”

　　“网瘾病人”

　　在大点评课堂，130多个盟友们穿着迷彩服和父母们相对而坐，他们坐得笔挺，气氛严肃。

　　去年8月的一天，当杨永信带着澎湃新闻记者进来时，所有盟友刷地一下站起来，高喊“告别网瘾，重塑自我，打造完美”。

　　穿着迷彩服的盟友们并不都是网瘾少年。“你一看就很清楚，有未成年的，有成年的，有句话叫树大不止，有20岁的、30岁的，我们曾经收过40岁以上的。”杨永信的语气里透出一种莫可名状的自豪，“这里的盟友都是全国各地的，还有海外华侨专程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