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号室”是个例外。从表面上看，它与其它小室无异，外面一道木门，里面一道铁门。室内有一张小床，两把椅子——直到进入这间房间的人看到，被整齐摆放在桌子上的四台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

　　为了让盟友们听话，住院的第一天他们就要接受一次“电疗”。

　　2012年，处在青春期的徐天产生了厌学情绪，和父母老师关系不太融洽。“爸爸就觉得我出问题了，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他被父亲送来了网戒中心。第一次来，他感到像被关进了牢笼。“我和爸妈被分开，不让说话，不让接触。”当被告知要在这住五个月，不能拿手机，不能跟外界联系的徐天很不情愿。

　　因为不情愿，他第一次被抬进了13号室。“有没有错？”徐天记得医生这样问他。

　　“没错，是父母不理解。”他这样说道，医生继续接上电极。

　　“有没有？”

　　“有错。”当他承认错误，并答应在这里安心治疗时，他被从13号室放了出来。

　　根据几位盟友的形容，“电疗”时，医生用针扎在他们虎口位置，并接上电极，通电，在此过程中，有时会在他们的人中或者太阳穴附近扎针。

　　但几乎没有家长进过13号室。

　　马璐璐患有抑郁症多年一直未治愈，还有自杀倾向。2010年经人介绍后，家长把她带到临沂网戒中心。她记得，刚来时朋友告诉她有“电疗”，让她赶紧跑。“我当时为了缓解我爸妈的心情也就去试一下。”

　　马璐璐记得，“电疗”时间一般安排在中午，父母都出院去给孩子买午餐，外面放着声响很大的广播操歌曲，“里边喊破天外边也根本听不见。”

　　家长买完饭回来，一般广播操做完了，孩子也出来了——没有人亲眼见到自己孩子被治疗。

　　“盟友”

　　“绑腿，抱腰，捂嘴，一边捂一边感受那种剧烈的（身体）抽动。”王哲第一次被抬进13号室，是盟友行动的，而他自己后来也成了抬人的人。

　　这里有如此多的“术语”，他们企图形成一种组织严明、令行禁止又独一无二的集体氛围——

　　盟友们犯错，会直接被“加圈”或者送进13号室，圈累积到一定数量，就要接受一次电疗。除此之外，家长“上报”、盟友之间举报也会带来一次电疗。

　　杨永信对网戒中心的“内部自治”感到自信。它包括盟友之间的，家长对盟友，盟友对家长之间的揭发、举报和惩罚。但他同时对“举报”的说法表示不满，“实际是很简单的问题反馈、情况反馈，把这个说成举报，我觉得这是概念问题。”

　　盟友中的职务包括班长，三楼楼长兼总纪总安，二楼楼长兼总学思，总卫，总话筒，楼层纪体，楼层学思等。在王哲到来之前，这一套秩序已经存续多年。

　　总话筒下面有话筒员，负责上点评课时给杨永信(老师)递话筒。杨永信走进大点评课准备说话时，一个盟友手握话筒笔直地站在他身旁。

　　王哲担任过话筒员，这位前话筒员认为这算得上一件好差事——不仅可以监督坐着的盟友，而且递话筒时可以动，不用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

　　而那些点评课堂上，坐着的盟友被要求挺直腰板，一动不动，否则会被加圈或者电疗。大点评课通常从上午九点多开始，有时到下午三四点才结束，中间不吃午饭，也不被允许上厕所。

　　盟友中有一个安全小组，分为A接：接新老盟友，抬人电疗； B接：在治疗室做防护，绑腿，按人；C接：跟新盟友结对子，带新盟友熟悉环境。职务带“总”字的盟友一般就可以抬人。

　　这个安全小组是这样启动的：他们不主动把盟友送进13号室，但一旦家长提出要电疗自己的孩子时，A接负责人将在走廊里喊一声“抬人”，小组成员立刻把那个盟友抬起。

　　徐天后来当上了“总学思”，主要负责查看盟友日记，他也抬人。他形容抬人时心里很麻木，“就是应该去，像一个套路。对方只要表现出过激行为，我们就会喊人。”

　　“你要是不去抬人，就算是不想改变，逃避改变。”徐天解释不抬人也是犯错。被抬的盟友一般都会哭，但即使哭，也不能骂人，因为骂人又是犯错。徐天坦言，倘若被抬的盟友私底下跟自己关系比较好，他还是会有些心疼。

　　盟友交往过密是这里最忌讳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特别的信任，不能说和谁的关系好。”徐天说，“不能留任何联系方式，也不能喊哥哥姐姐，只能以朋友相称。”

　　徐天说，打小报告这样“让人唾弃的事”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习惯。“发现了举报，对举报人还有奖励。”比如聊天时说了脏话，会被其他盟友反映。如果看到了不去反映，第三个盟友看到了就会举报这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