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江苏常州“毒地”事件已有大半年时间，当时备受争议的那块“毒地”，即常州市新北区的常隆地块，曝光后已经铺上了草坪，又种植了许多新树。然而，不少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家长在接送孩子时，仍不时能看到“毒地”内树木枯死、不断复植新树的现象，与“毒地”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常州外国语学校也偶尔会出现花草枯死的情况。日前，常州“毒地”事件引发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开庭审理。围绕“毒地”污染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毒地”修复责任该谁承担等法律问题，记者再次进行了深入调查。

　　“没有污染”的调查结果

　　2015年年底至2016年4月期间，刚刚搬到新校址的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部分学生不断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和疾病。学生家长调查发现，学校北面有一片工地（以下简称“常隆地块”），原本有三家化工厂，即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华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常州市华达化工厂）。化工厂生产的大量氯苯、环芳烃、汞、镉等污染物超标严重，导致所在地块成为“毒地”。

　　“树不能说话，但它可以死给人看！”2016 年12月2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位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家长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如此形容。

　　“现在‘毒地’上采用的覆土法处置措施相当于把炸弹埋在了废土里。”常州外国语学校的一位学生家长王强（化名）依旧忧心忡忡，他的孩子在“毒地”事件中身体被检测出异常，虽然现在好转了，但是“谁又能保证孩子的健康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并在将来都不再受‘毒地’侵害呢”？

　　历经几个月，江苏常州“毒地”事件舆论影响逐渐淡化，王强一家的生活也渐渐回到正轨，他几乎每个工作日晚上8点30分都会准时出现在常州外国语学校校门外，接儿子下课。

　　王强的儿子读初中三年级。其实，他们家住得离学校并不远，学校大门口就有公交站，只需要坐十几分钟的车就能到家，但自从发生常州“毒地”事件后，王强就再也不放心孩子，一定要去接送。一方面，每天接送孩子可以保证安全，另一方面，他要亲自去那里闻一闻空气中是否还有刺鼻的异味。

　　王强告诉记者，从2015年12月起，在常州外国语学校读书的儿子出现食欲不振、嗜睡的症状，“好几次都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睡着了，直接坐过站，到了城市的另一头”。后来，他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诊断发现存在淋巴结肿大、甲状腺回声不均等症状。他这才惊讶地得知相同或者类似症状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已有500余人。

　　2016年1月11日，王强接到学校停课停考通知。几天后，作为家长代表之一，王强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常州外国语学校达成共识，待常隆地块修复工程完成后，对学校内环境进行检测。

　　让王强等人没想到的是，最后调查结果是“学校没有受到污染”。

　　2016年1月，在常州市政府紧急叫停常隆地块的修复工作之后，当地环保部门和学校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均检测称，学校附近的土壤、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合格；而在土地修复取得成果之后，学校周边的空气也是合格的。

　　“学生家长是感性的，有时候宁愿相信自己的鼻子。孩子的健康问题，是一条不能触及的底线。”王强说，虽然官方调查结果显示常州外国语学校的环境是安全的，但有部分家长还是不能接受。

　　污染损害认定遇困难

　　“很难在病理学上证明孩子们的发病与毒地污染直接相关，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另一位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家长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

　　“损害怎么认定，由哪个机构来认定？目前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资源保护法教授王曦表示，环境污染致人身损害的致害因素及其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污染物通过环境作用于机体，其存在污染物累积致伤的过程。损害结果的发生、临床症状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潜伏期，两者掩盖了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增加了认定的难度。

　　王曦指出，在国外，有些国家对环境污染引发的人身损害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有些则对受害者举证因果关系放宽要求，即只要证明存在一定关系即可，而且法官在审理这些案件时也会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适当向受害者倾斜。但是，除少数环境污染案件中，政府主动承认污染与人身损害存在关系之外，其余许多案件都需要当事人花费巨大的代价去证明关联性，而判决结果也都不尽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