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职业雷锋之前，他也有过其他身份，不过那些都是“曲线救国”，在1994年，他辞职下了海，想着有了钱，就可以完成建雷锋文化基地的梦想，他又可以重回“自己的位置”。

　　但无论是搞运输，开饭店，还是当包工头。全部赔本。

　　他失去了家庭和亲人。曾有过两段婚姻，一段十年，一段三年，都因“对方和我心态相差太远”而离婚。生意失败后，因为利益纠纷，老刘和弟弟反目，与妹妹也关系不睦。

　　刘光建身上的“雷锋光环”，曾给家人带来过幸福感：当年，部队专门派了几名干部，去四川彭州丹景山镇前方村，把学雷锋标兵的喜讯带给距部队3000多公里外的刘光建老家。

　　立功授奖、戴大红花，“是我们全家七个兄弟姐妹的骄傲。”刘光建的大姐刘光凤说。

　　可现在，家人都为他犯愁。

　　长征路上，为了省钱，他吃住都在那辆面包车上解决，手头最紧的时候，去菜市场拣过菜叶子果腹。有好心人看不下去，给他送点吃的，捐点钱，能保证他饿不死。

　　全国爱岗敬业楷模、青岛公交司机李琦就曾拜老刘为师。“看到他吃酱油水煮土豆，没有油水。我敬佩又可怜。”

　　路过高速公路收费站，他掏出报纸的整版报道，指指车身上密密麻麻的铅字，向收费员陪笑：“我在学雷锋。”大部分都会放行。

　　在当时，他的那辆车已经过了报废年限8年多。有媒体统计，从上海到嘉兴，100多公里的路，老刘先后遇到29位交警，只有7位拦住过这辆满身报纸的怪车，但最后全部放行。

　　刘光建和雷锋海报。新京报记者张维 摄

　　但即便这样，家人也是他不太想提及的那一面。

　　刘光建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从同乡那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是五年后。他第一段婚姻留下来的女儿，已经二三十岁，老刘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岁。

　　说起这些，刘光建语气平静，面无表情。他承认，偶有愧疚，但这些也是他“事业必须付出的代价”。

　　长征到第11年，到了彭州附近的郫县，他第一次打电话给外甥。大姐刘光凤赶忙带着妹妹和后辈们赶过去。这是十多年，姐弟几人第一次见面。

　　弟弟还是一米六的个子，和以前一样虚胖，但皮肤变黑了不少，头顶的头发开始脱落，看起来更老了。三姐刘光菊一见面，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还没来得及开口问问弟弟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就被噎了回来。

　　“我叫小辈来跟我学雷锋的。你们怎么来了？”刘光建质问。

　　一家八九口人终于团聚。饭馆里，大姐刘光凤点了十几个菜，姐姐们不停夹菜，把老刘的碗堆成了小山，看着他狼吞虎咽。几个姐姐一口也吃不下。

　　上了年纪，老刘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不太可能再像以前一样擦鞋谋生，每到一个村子，靠附近村民接济、亲友们偷偷汇来的钱生活。

　　四川南充籍志愿者何启华觉得老刘可怜，已经60岁，生活无着落。他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老刘户口所在的西藏方面，可以帮老刘办理低保。对方承诺，只要补缴一笔钱，老刘就能享受每个月八九百块钱的低保，半年后还能转社保。

　　一些志愿者凑齐了这笔钱，也帮老刘买好了去拉萨的车票。

　　临出发前，老刘改了主意，“这么多年都过来了，atv，我会要这个低保？”

　　乌托邦

　　几个姐姐更想让老刘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