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们家楼下的常营北路归私人管理，第二天董亚珍被领到了管理处，了解工作内容和时间——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中午可以休息1小时，负责打扫楼下1公里左右的马路段，月薪700元。

　　“我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没事儿干，解决寂寞。”有事做，有钱挣，双方一拍即合。回家后她将此事通知了儿子儿媳，老人天天在家无聊难受的情况年轻人也看在眼里，他们也表示赞成。

　　扫地的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孙子出生后便结束了。但是这段时间却是董亚珍来北京后最开心的日子，忙碌似乎让她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出去多好，还能接触人。”

　　第三年，家里添了新生命，董亚珍到了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她辞去工作，安心看孙子。虽然生活又回到了刚来北京的“两点一线”，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对周边生活环境不再陌生，因为照顾孙子，生活充实起来，在楼下晒太阳时，和其他同样带孩子的老人们也有了共同语言和天然的信任感。现在董亚珍每天早上9点在去超市的路上，都能遇到几个熟人，自然地打招呼，就像原先在老家一样。

　　董亚珍是“老三届”毕业生，曾参加过80年代当地计划生育推广工作，之后在国企当职工，她最骄傲的是自己“乐观、外向”。但是和她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吴梦丽（匿名）似乎更保守。

　　吴梦丽今年60出头，年轻时从河南移居到新疆，至今还保留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儿子在北京某报社工作，让她从石河子来北京帮忙照顾一对双胞胎孙女。周一下午快6点，她急匆匆拉着3岁的两个孙女赶往离家不远的英语辅导班，然后在教室门口坐上一个小时，等待她们下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来到北京3年，接送孩子和做家务就是自己的日常，除此之外她不常出门，闲的时候看看电视。她的老伴儿还待在新疆，atv，帮另一个儿子照看孩子。

　　“家家过日子，哪能舌头碰不上牙？”董亚珍这十年来一直在主动适应和接受儿子这一代人与自己的不同。儿媳是个急性子的人，时不时总会说出几句气话，她也来气，但更多时候她选择吃完饭以后一个人出门缓解情绪。逛超市、找人闲聊、甚至坐路边掉两滴眼泪，这股恼怒就“翻篇儿”了。家丑不可外扬，她从来不把这种心事告诉任何邻里，atv，更从来没跟儿子提过。她知道自己处在儿子一家三口的外围，“跟他说会增加他的压力，不给人家两口子增加矛盾。”

　　更多的分歧是在孙子的抚养和教育问题上。1940年代出生的董亚珍以前从来不知道抱婴儿之前要洗手、换衣服，更不懂营养配餐。明明以前的孩子吃母乳喂奶粉也长得好好的，现在得给孩子单做，还要注意不同的营养搭配。

　　儿子、儿媳给上一年级的孙子报了三四个辅导班，董亚珍不理解这么小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学会。她曾劝过儿子，但是儿子有自己的主意，她说过一次就再也没提。董亚珍现在习惯每天晚饭后出门遛弯，两小时后回家，这段时间儿媳在家辅导孙子做作业。“我不看，因为听不懂，他妈批评他我还来气。但是我还不能说，一方面他妈不高兴，另外孩子容易仗势不好好学习。”

　　董亚珍的失落感是在人口流动的潮流下现代家庭结构变迁的一个缩影。毕宏音在其论文中总结，1980年代，年轻人婚后与父代经历着“先合再分”的阶段。合源于“住房少”，又主要因为“增加和改善住房条件”而分。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家庭结构又经历着“先分再合”的新规律，“人口流动”是分家的重要影响因素，“抚养孙辈”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合家”。

　　这一次“合家”意味着大部分流动老人“投奔”子女，“子代权威”取代了“父代权威”，流动老人来到新的城市，不仅失去了社交圈，也失去了在家庭中的主导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流动对老人来说，肯定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比如（失去）主导权，生活也会随之打乱。”

　　政策的空白

　　逐渐熟悉北京生活后的董亚珍加入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活动，还担任了公寓楼的楼长，快70岁的她有了微信，会和社区的老人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