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下称《报告》）称，中国流动人口达2.47亿人，其中流动老人占将近1800万，主要以低龄为主，其中有八成低于70岁。

　　他们无声地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分散在各个角落，是在某个家庭的厨房里忙碌做饭的父母；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5点准时在幼儿园门口等待孩子下课的爷爷奶奶；是在汉堡店里拉着孙子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询问哪种汉堡不辣的顾客。现在，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来称呼这群流动的银发族——“老漂”。

　　为了下一代而“漂”

　　2006年10月，当董亚珍和老伴坐上从辽宁铁岭驶往北京的火车时，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座超级大城市里一住就是10年。

　　那年董亚珍57岁，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已经结婚落户。他提出要把父母接到北京，帮自己照顾照顾家，等有了孩子也能帮帮忙。以“辽北粮仓”著称的铁岭农业发达，民风保守，但随着改革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董亚珍并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长期离开家乡。

　　董亚珍的情况处在第四阶段的开始。当听到儿子要接她到北京时，她并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在她内心里，帮儿子照顾下一代是自己的责任。

　　随着像董亚珍这样的流动老人逐年增多，从2011年起，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就开始聚焦于“老漂”这个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在2011年发表的《关注“老漂”一族》一文中提到，“老漂”，就是“老了老了还在漂泊”。和其他“漂族”比，除了代际差异，他们的漂泊并非为了就业，而主要是为了下一代。

　　有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流动老人占总流动人口的7.2%，以低龄为主，照顾晚辈、养老和就业是流动的三个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接近一半。

　　对于“漂”的类型，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毕宏音从流动的地点、时间长短以及人数方面总结了几种情况——同城漂或异地漂、阶段漂或长期漂、共同漂或单体漂。

　　属于“异地漂”和“长期漂”的董亚珍没想到，到北京以后会遭遇这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

　　董亚珍住进了儿子在常营地区买的70平方米的一居室新房——扣除公摊面积，这房子远不如同是70平方米的铁岭的家住着宽敞。2006年首都的东五环外还是一片荒凉，小区孤零零的高楼周围，尽是农田和树林，购物极为不方便。

　　初来乍到，董亚珍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认路。儿子、儿媳白天上班，老太太早上出门站在马路边，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每次要东张西望半天，或者向路人打听，时间久了才慢慢熟悉一些。

　　但是每天在家和超市之间的“两点一线”，把原本喜欢忙活的董亚珍难受坏了。儿子家所在的社区里也有老人，但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摸不清对方的底细，聊天肯定会涉及自家的情况，她心里绷着一根弦，不敢随意搭讪。虽然不再与孩子异地，但是儿子、儿媳早出晚归，董亚珍不懂他们的生活圈，尝试和他们聊自己早年的故事，年轻人对这些陈年旧事不理解，也不感兴趣，几句话就糊弄过去了。

　　“漂”在“子代权威”时代

　　首都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专业负责人刘亚娜在研究中总结，老漂族普遍存在“精神空巢”的问题——老年人离开熟悉的故乡，需要重建社交圈，但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原因而难以融入新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与儿女有观念和习惯的分歧，家庭中也有代沟和隔阂等。

　　到北京时间不长，董亚珍的老伴儿就去世了。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记性不好、也跟不上节奏的董亚珍甚至每天跑到楼下跟着人们跳广场舞，动作会忘，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但是至少不是一个人。就这样，没事儿做、没朋友的日子过去了一年。

　　寂寞的生活在第二年有了转机。总是一个人在小区里溜达的董亚珍认识了一位50来岁的北京妇女。

　　“你想干活儿吗？”

　　“干啥活？”

　　“扫马路去不去？”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