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与她同时行动的，还有16位北京地区的家长。两天前，红色预警启动当日，微信公众号“大小爱玩”发布了“全城测霾大行动”招募文案，并列出家长常带孩子们去的室内游乐场、博物馆等地，号召家长们来“认领”。超过70位家长报名。他们想知道，课停了，室外也不能活动，那除了装满空气净化器的家，孩子还能去哪儿。

　　晚饭时间，儿子兴奋地闹腾。田甜心里的无名火“噌噌”往上冒，她警告儿子：“你今天老实点，别惹妈妈。”儿子小心翼翼：“妈妈你怎么了，不高兴吗？”田甜说：“妈妈累了。”

　　她心累。当日检测的所有室内空气质量全都是严重污染。回家路上，她满脑子都是画面感：“可能没实测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看到那些数据，好像真的能看到你肺上正趴着这些颗粒。”

　　博物馆里的孩子们都很开心。没有人戴口罩。田甜没忍住，给“测霾大行动”的组织者打了个电话：“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带一打口罩来发。”想起此前的雾霾天，总有妈妈说要带孩子去哪个室内游乐场“躲霾”，她就难过，觉得还不如在室外，至少孩子不会摘口罩。

　　她想起前一天晚上车开进小区的时候，保安来开门。儿子突然问：“妈妈，保安叔叔没有戴口罩，我有两个口罩，我能不能明天给保安叔叔一个？”早晨出门前收快递，儿子又批评她：“妈妈你能不能别老买东西？你不是说雾霾有毒吗？你老买（东西）快递员叔叔就要一直在外面了。”

　　这是田甜自己未曾有过的意识。欣慰之余，她觉得这次志愿参与的活动有了意义：“雾霾是这么扩散的，观念也是这么扩散的。……未来的世界是他们创造的，你要让他知道，他才会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

　　因此，尽管拿出雾霾检测仪的时候总有莫名的心虚感，但这让她更坚信参加活动的意义：“只有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对的那个人才是对的。”她认为，商家主动监测并实时公布结果，才是该有的样子。

　　“全城测霾大行动”能促成什么成果，她并不确定。“最起码知道哪里不安全，不会带孩子去。”她说，即便测量数据不那么准确，也可以做个参考，更重要的是保持警醒，“只要还在讨论，起码还在关注。最怕的就是我们已经麻木了。如果没有人不停地呼吁，习惯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可能，她也希望能带来一些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呢，其实我们也就做了一点点嘛。”她笑着说，“洛杉矶的抗霾行动，也是一群妈妈发起的呀。”

　　她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洛杉矶一群家庭妇女自发组织的Stamp Out Smog（意为“驱除烟雾”）行动，直播，她们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从二三十个成员不断壮大，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这支焦虑的母亲队伍，成为推动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的重要力量。

　　“我最大的焦虑就是害怕我的孩子不能自由呼吸。”田甜说。

　　在《雾霾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文中，吴强写道：“当那些两年前不相信雾霾就是政治、嘲笑‘从我做起’的人们终于开始谈论雾霾政治，意味着一种‘谁也无可逃遁’的环境责任意识开始生长。这既是一种公民责任，也是一种全球责任，并且可能超越个人主义，产生集体行动。”

　　说起儿子的未来，田甜的丈夫开玩笑：“以前觉得男孩子嘛，要拼搏奋斗一下，争取成功。现在觉得，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把他养活到18岁，就行了，就不容易了。”这个在很多年前田甜考虑去珠海工作时强烈反对的北京土著爷们儿，在这次红色预警后，突然萌生了找一份国外工作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带全家人一起移民。

　　“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一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