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我国现在的工读学校形式很多样化，不能一概而论，我只能说工读学校在形式上的确像是对待校园暴力的中间地带，但仍需国家对这类学校进行改革，才能让工读学校真正成为放任不管和刑罚处罚中的“中间地带”。

　　我个人的建议把工读学校改革为保护处分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措施。保护处分措施有多元化和个别化的特点，常见的保护处分措施有假日生活辅导、保护观察、社会服务、集中训练营、周末禁闭、跟父母一起接受心理、行为矫正教育等等。

　　澎湃新闻：工读学校是否会造成孩子之间的“交叉感染”？

　　姚建龙：首先我认为工读学校需要分级、分类，确实不能把问题较轻的孩子和问题严重的孩子放在一起。所有的机构性矫正都会有正反效应，但不能因为这种机构性矫正存在负面效应就“因噎废食”。

　　我不否认即使在分级、分类之后、工读学校孩子之间仍可能存在相互负面影响的现象，但在我们当前的状况下，因为这种可能而完全否定工读学校是不正确的，工读学校的存在仍很有意义。我们在谈未成年人保护的同时一定要兼顾社会安全的保护，如果顾此失彼，那所谓的未成年人保护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校园暴力现象正在逐步减少”

　　澎湃新闻：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校园暴力方面的相关研究？

　　姚建龙：2003年左右我拿到了上海市教委针对校园暴力现象的相关科研项目。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校园暴力问题，迄今十三年左右。

　　澎湃新闻：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姚建龙：十几年前我是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认为校园暴力就是一个研究对象。但当我访谈了几位校长后发现，他们对我调查是很排斥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我们这里没有校园暴力”，他们认为校园暴力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会显得他们的校园管理存在很大问题。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姚建龙：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很多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方面对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认识都严重不足，而十分排斥，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鸵鸟政策”，他们不敢正面认识这个问题，这种不作为一定会造成后果。

　　我认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好好反思、转变观念，要把校园欺凌当作校园安全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去认真对待，而不是以学校利益为重去考虑问题。

　　澎湃新闻：屡屡曝光的校园霸凌新闻，是否说明校园暴力现状是否愈发严重？

　　姚建龙：以我个人的研究经历和判断，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状况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愈演愈烈，而是在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的学校相比十几年前的学校在校园欺凌的发生频率已经逐步减少。在我调查的很多省份中，严重校园暴力相关的刑事案件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现在媒体和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这个话题，原来很多不值得被曝光的校园霸凌新闻都被曝光了出来。大家就觉得未成年人现在犯罪情况很多，但数据显示近十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一直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