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诉讼中，这还不是老章面临的全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一般法定代理人，都由父母担任。在老章看来，当“留守儿童”需要起诉父母履行义务时，事情变得麻烦了。因为被告席上和原告席上很可能是同样两个人。后来，在实际起诉中，黑石镇的法律服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作为卢佳雁的代理人，出现在法庭原告席上。

　　“就是为了实验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老章说。案件开始审理前，老章就料到这起案子有多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在基层干了大半辈子的法律人明白这道理。可是他将这次诉讼看作一个试验，如果法律追责行得通，那么受益的不只是卢佳雁一个孩子。

　　不止老章一个人把法律诉讼看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出路。免费午餐基金会副秘书长，执业律师胡益华也曾呼吁“不履行监护权，本就应该入刑的。”

　　他提出在法律上增设危害儿童安全罪。“道德是靠不住的，这是人性的本质，所以要法律”。

　　2016年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发布了“留守儿童及其权益保护的公众认知与态度”的网络调查，其中94%认为“必要”和“非常必要”制定专门的儿童福利法。

　　2015年两会期间，政协常委朱永新提交了《关于保障儿童亲子团聚权，根治留守儿童问题》的提案。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协调，增加亲子团聚权的相关条文，制定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

　　“生活中大部分父母心里并没有儿童权利这个概念，也没有真正把儿童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在接受采访时，朱永新说。在他看来，监护人问题应当引起社会大众的足够重视，当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责任，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并且受到社会的谴责，同时应该及时更换监护人。

　　其实，相关的法律措施在国际上已经有先例。在美国，12岁以下幼儿独处，监护人将被以危害儿童安全罪起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详细规定了不同年龄段儿童可以独处的时间。

　　“当父母侵犯儿童权益时候，国家有权干预家庭。”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乔东平说。

　　文明的标尺

　　在毕节市威宁县黑石头镇的民事法庭的国徽下，法官最后宣判，赵兵伟应一次性支付卢佳雁抚养费29851.25元。而原告则需要支付案件受理的费用，一共25元。

　　赵兵伟始终没有联系上。老章申请了民事案件的法院强制执行。作为被申请执行人，赵兵伟在“执行通知履行义务”，即交付抚养费前，身份证名下的财产会被冻结，也无法顺利购买高铁票。

　　听到这个结果，卢佳雁母亲的泪水止不住流下。她“想起这几年受过的苦”，觉得感激，又有某种尘埃落定的感慨。

　　在当地政府的劝说下，卢佳雁的妈妈终于回到了县里，离孩子近一点儿。一份报告显示，黑石头镇政府“劝返”了50户外出务工人员，并为其中的40人找到了近处的工作。

　　但是，不是所有留守儿童都可以如此“幸运”。黑石头镇的另一户农家里，留守的姐弟也终于和母亲团聚。父亲的工资暂时能支持家庭支出，但母亲也表示，随着孩子长大，学费和生活费的支出都在增加，她不得不在这个春节后就返城。

　　在毕节在七星关区，一个新的工业园区已经落成，但是这片厂房整齐的园区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对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位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厂商无法开出能与沿海城市厂家比肩的诱人薪资。而市内大量文化程度低、技术水平低的工人，厂商又不需要。

　　后来，正是在这个区，留守四兄妹深夜服农药身亡。

　　“如果我们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我们都说少年强，祖国强，这一代留守儿童从小没有感受到别人的关爱，也不知道怎么给予别人关爱，我们谈何国家的未来和祖国的希望？”林依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