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教师已经在极尽全力，“学校的教育力量有限，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做好。”有老师告诉张旭东，好多留守儿童 “跟老师说家里有事，跟家里说老师有要求”，实际却不去上学也不回家，直播，在外游荡。

　　为了让父母回归家庭，老师会向不知身在何方的父母确认身份信息和打工所在地，规劝他们 “孩子需要你们”。

　　但是很多时候，教师发出详细又客套的信息后，相隔很久，才能得到父母的回复。通常是“是的，我在某某地，过年回家”，或者更匆忙的版本 “我在工地”。

　　需要家长回来解救的，远不只是学校的老师。

　　卢佳雁所处的毕节市，早在2012年5个孩子惨死垃圾箱的新闻发生后，每年就拿出约6000万元经费，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作为留守儿童大省，贵州也在2014年4月由省教育厅和省妇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以毕节市素朴镇为例。根据媒体报道，镇上总共有1620名留守儿童，108名镇干部和84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11名留守儿童。镇长在去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接到孩子的电话，不得不连连保证“爸爸今天一定回去，晚上晚点回去”。

　　“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成了留守儿童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中，经常听到毕节市的政府工作人员这么自嘲。

　　但这仍无法阻止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连续发生。“一些父母极不负责任，听说政府给钱养孩子，直接把孩子往这儿一领，说出了事儿你们负责。”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愤愤地说。这位工作人员还见过许多父母，只负责每个月寄钱回家，“你说，不回家关心孩子，算不算履行了父母义务呢？”

　　有媒体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也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父母的监管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张旭东对记者表示，“意外伤害这种情况，如果父母在，得到更及时的处理。”而孩子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需要父母的陪伴。全国妇联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发现，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2013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助理教授张丹丹进入南方沿海某市一所男子监狱调研，发现仅在这所监狱中，不少服刑人员都有留守儿童背景。“他们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塑造的机会。”

　　“很多地方把父母外出的孩子单独养了起来，政府做多了家长就会退却。政府应该提供条件，提供帮扶措施，保障家长依法履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说，“政府难以承担和应对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留守儿童这种工作对象是专业化多元化，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在黑石头镇，起诉卢佳雁的父亲，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针对父母多年外出打工，孩子长期缺乏家庭温情的留守儿童，毕节市采取了劝返其家长回乡创业就业的措施。禄登敏也曾是被劝返对象之一。她“想回来却没法回来”——生计怎么办？

　　接近2015年春节，黑石头镇领导班子开会，有人又提起了卢佳雁母女俩——她们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

　　“能不能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不能只生不养啊。”

　　艰难的诉讼

　　起诉卢佳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第一步就是将法院传票送到消失已久的赵兵伟手中。

　　为此，黑石头镇民事法庭的法官老章和两个同事轮流开了三天车才到达赵兵伟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陌生的街市和黑石头镇的街道差别并不大。许多商铺还没开门，显得更加萧条。

　　赵家的铁门上锁，锁孔已经有锈了。透过铁门，老章看见一颗大石榴树，似乎已经枯死了，叶子掉落一地，没人打扫。

　　村头的早点摊主告诉他们：姓赵的那家全家都出去打工了。后来，盖着公章的法院传票，被牢牢粘在了铁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