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佳雁也有许多心里话，好久都没有跟人诉说了。爸爸出走没多久，妈妈也离开了家。在大部分时候，卢佳雁都和外婆一起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赵兵伟的出走，只是这个家庭开始失衡的第一步。没有了爸爸不仅意味着卢佳雁的童年生活缺少了支撑，更意味着这个家的经济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她妈妈不得不出去打工。

　　卢佳雁和父母的分离只是全国情况的缩影。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闸口，从那时起，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一路扩大。到2015年，中国农村外出民工数量已超过1.6亿人。

　　在叶敬忠看来，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无声强制”。原本存在于农村的乡土社会正在受到商品化的冲击，“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而且很多价格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必须有很多现金才能支撑生活。”

　　卢佳雁所在的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据县政府干部介绍，这里的许多年轻父母婚后回乡，孩子足岁后又匆匆踏上打工之路。

　　如今，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开始超过城市，201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首次降至3倍以下，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

　　从2011年开始，农民工总量持续回落。但是，atv，目前，这些隐藏在数据里的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持续了30多年的人口流动大潮。卢佳雁的妈妈也被裹挟其中。

　　在任何城市，任何时间，妈妈都想着卢佳雁。但母女俩的实际交流并不算频繁。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和女儿通电话。间隔有时一个月，有时是两三个月。

　　叶敬忠曾在河北、宁夏等地对留守孩子进行访谈。他发现，受访的孩子中88.2%只能通过打电话和父母联系，其中超过一半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超过六成的联系频率在一周或者更长时间以上。

　　调查还显示，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近40年来，以经济快速发展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最弱小社会群体的儿童，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陆士桢说。

　　在邵阳县黄荆乡，有媒体探访时发现一名小学生在作文里写道“妈妈，自从你离开，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结、留了一道痕；我心中的结只有你才打得开，我心中的痕只有你才抚得平。”贵州毕节4兄妹农药中毒死亡后，人们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发现兄长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要是我能好好开导他们，应该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想，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发后，4兄妹母亲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无法承担的重负

　　7年时间里，卢佳雁已经习惯了缺失父母的日子，生活中的许多空白都是靠学校陈老师填充。

　　在教室之外，卢佳雁每月至少会见到一次陈老师。为了填补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空缺，黑石头镇要求对每名留守儿童确立1名镇机关干部、1名教师和1名村干部进行帮扶和联系，要进行“一月一走访一辅导”。

　　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个担子挑上肩头的并不只有黑石头镇。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今年2月发布之后，截至10月底，已有26个省份出台实施意见，这些意见大多要求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发挥作用。

　　而在此之前，2013年，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关工委5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包括科学规划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等等。

　　在黑石头镇，卢佳雁盼望着陈老师每月一次的家访。每到家访的日子，她不断地跑出屋门查看。但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看来，这意味着更多棘手的问题。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有“恋师”的现象，可许多老师很快就调走了。“年轻的老师在乡村里看不到前途，而且留守儿童给了老师额外的工作，但是待遇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本职工作，究竟是教书，还是照顾留守儿童？” 毕节市一名小学教师张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山里各户相距遥远，他有时候整个周末都在山道上度过。他正带着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能牺牲的只有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