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百川喜欢画画，从幼儿园开始每天都画，画完工整地写上名字和日期。退学以后，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画画中，妈妈被他的专注打动，相信他能够掌握自己的方向。韩百川在《同意放弃学籍》的文件上签了字。

　　于建军带领女儿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依然学习教材上的内容，只是自己来教，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他今年46岁，农村家庭出身，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压力的概念，他记得小学时每个学期末，老师都是在黑板上出几道题作为考试，没有统考，更没有排名。

　　对比女儿遇到的问题，他觉得“现在的孩子身心俱疲，没有学习的兴趣”。

　　于建军说话声音不大，性格内向，不善社交，但是一讲起教育方法就会滔滔不绝。他从师范大学读研开始关注教育，认为“阶段性考试割裂了知识点的内在连接，一步到位的学习法剥夺了孩子探索的权利”，学生都是被动学习，所以效率低下。

　　把女儿带回家以后，他把考试卷和习题册都收起来，“语文和英语就让她自己读书，读她喜欢的，一开始妈妈陪着她，告诉她不认识的字词什么意思，等她会查字典了就自己看。”

　　于建军每天花一个小时给于笑笑讲数学，不是正襟危坐的课堂形式，而是一起靠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讲故事。“你今天出门遇到一只小花狗，狗狗一直跟着你让你给它买吃的，你只有十块钱，一个烧饼两块钱，能买几个烧饼啊？”他把四则运算编进天南海北的故事里，“孩子是很单纯的，她听故事听得开心，很愿意动脑子想。”需要演示计算的时候，父女俩随手就在墙上画。

　　韩百川和于笑笑的两种学习路径远不足以反映在家上学家庭的选择。离开体制，孩子回家以后学什么、怎么学、未来发展等关键问题取决于家长的价值观和知识水平，因此千差万别。

　　石磊是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研究生，正在主导进行一项关于中国“在家上学”现状的科研项目。通过中外数据对比和案例分析，他认为中国的在家上学还处于“启蒙前阶段”。美国的在家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在各州均已合法，逐渐建立起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认可度、社区支持和资源共享体系等。相比之下，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和家长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你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吗？”

　　韩百川刚回家的时候，同学常来家里找他玩。有一次他严肃地和朋友谈到理想，“你将来想做什么？”韩百川问。

　　“抢银行。”对方却完全当作一个笑话。他觉得自己和同学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同学们的父母知道韩百川退学，也让孩子远离他，不要被他影响学习。

　　“你觉得孤单吗？”

　　“孤单啊，”他一边笑一边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但是因为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所以也很充实。”

　　妈妈担心同龄人交往的缺失会给他的性格造成影响，鼓励他多参加社会活动，与人交往。他曾经在一个自驾游营地实习，帮忙管理网站，设计logo。这一个月的实习对他意义非凡，看到了一个公司是怎么组织和运营的，“真正打开眼界了”。

　　2013年底，14岁的韩百川到上海参加同济大学Fablab（开放实验室，类似创业孵化器）实习生计划，他跟大学生一起做产品、组建团队，上海丰富的资源和开放的氛围令他兴奋。回到济南，他想把Fablab模式引进山东，联系山东大学老师、寻找众筹团队，还在2015年参加“首届泉城创客路演”，得分在8个创业团队中位列前三。

　　韩百川说他想创办Fablab很大的动因是能够在那认识朋友。路演之后，Fablab项目拿到济南市科技局投资，目前空间已经布置好。但是因为与各方合作，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没有达到韩百川最初想像的热火朝天的效果。

　　在社会活动中，韩百川认识了很多大学生甚至企业家，因为志趣相投总能相谈甚欢，活动一旦结束回到家中，他又只剩下一个人。他加了一个全国在家上学孩子的群，提出线下聚聚的提议，响应者寥寥。“他们虽然在家上学，但大多数还是会参加高考或者出国考试，没有时间。”

　　“那你现在最好的朋友是谁？”

　　“知心朋友的话，暂时还没有。”韩百川憨憨地笑。

　　于笑笑从六年级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奇怪，她住在大学里的家属院，一起玩的小朋友都要上学，让她对曾经讨厌的学校也生出了向往。她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的，她想跟同学们一起学习，她想试试爸爸教给她的知识在学校能考多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