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联盟群中成员的想法各不相同，有人为推动“24条”废除的，有为个人案子维权的，有些顾虑到个人隐私不愿公开维权，也有人维权成功后退出了群。

　　反“24条”联盟曾统计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24条”判夫妻共同承担债务的案件:2014年、2015年分别超过7万件，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成员“小羽妈妈”统计了“被负债者”的问卷调查。她说，截至2016年8月初，共收到来自23个省市自治区共106份问卷；有过半问卷参与人集中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她们89.6%的为女性，10.4%的为男性，88.6%的拥有稳定工作，5.7%的已经退休，55.7%的配偶“跑路”。

　　司法界争议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第三次就《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提交了修改建议。

　　曾在湖南省妇联工作过的她，很早就接触到“24条”的维权者。今年3月8日，傅莉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湖南为例，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年间，湖南省地区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借款纠纷案件，从1407个上升到3751个，增长2.67倍。”

　　自2004年4月1日施行以来，司法界对“24条”的观点不尽一致，有觉得其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有认为其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的。

　　争议聚焦在债务关系“举证难”上。从澎湃新闻走访的多个案例当事人来看，实践中很少有债务双方在合同上明确约定为一方借款；此外在诉讼中，许多法院绕开“24条”中的“例外条款”，未让债务关系人举证，因债务关系人配偶的身份，举证债务未用于家事用途也很困难，而且她们很难申请到法院调查令。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市妇联副主席夏吟兰曾公开发文《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之检讨》，j2直播，指出就“24条”所指债务的性质，重要前提是确定家事代理权及其范围、权限。

　　2016年3月3日，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和合法性的举证证明责任在债权人。“妇女们一定要清楚，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举证证明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法院法官王礼仁担任婚姻家事合议庭审判长达15年，他认为“不是当事人‘不分青红皂白将举证往自己身上揽’，而是司法解释将举证责任强行往当事人身上揽。”

　　傅莉娟在2016年3月8日的媒体采访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充分考虑和应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例外情形，合理分配相关举证责任并注意举证责任的转换问题。

　　在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立新看来，“24条”基本上没有问题，夫妻一方借的应该推定为双方一起借的。但他同时认为，"24条’确实当时不完善，它里面有些具体问题，但不是司法解释本身的问题。”

　　“为什么‘24条’不合理？因为债权人完全可以要求夫妻两个人签字！”长沙市天心区法院院长马贤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24条”没有要求借贷时夫妻两方签字，让婚姻另一方来承担这种风险，容易造成夫妻一方和债权人恶意串通。

　　马贤兴进一步解释说，实务界夫妻债务案例存在两种恶意串通情形：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防止夫妻一方与他人（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利益——此时举债人配偶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无法防范和控制风险；矛盾的次要方面是，防止夫妻之间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此时债权人有主动权，可尽也应尽债权安全注意义务，只要在债权发动之时，让夫妻共同签字就防止了夫妻之间串通转移财产。

　　“这本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法律或司法解释作特别规定。‘24条’只讲债权保护，不讲债权规范，容易为虚假债权、恶意债权开方便之门。”马贤兴说。

　　"24条’的问题实际上是，婚姻关系和市场交易的冲突，atv，它和我们整个《婚姻法》的财产制度不健全有关。”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4条’会加大婚姻的不安全性。”

　　就在澎湃新闻发稿前几天，10月4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一批指导性案例，供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其中一起案例旨在明确：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诉讼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可少分或不分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