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原因是我们要求5名代表召集工人给厂方施压，但被这5人拒绝了，他们不听我们‘服务部’的，还说利得工人的事让工人自己解决，曾飞洋决定罢免他们，重新选出听话的代表。”朱小梅供述。

　　“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而是要以激进的方式维权。”工人代表李某某说。此时，工人代表们才意识到，曾飞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动工人停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

　　次日一早，第三次停工即告开始，持续了6天5夜。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一些亲历者至今心有余悸——

　　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准任何车辆和货物出厂，每个人进出厂门都被强行开包检查。部分工人还冲到附近马路上，一度导致周边交通堵塞。厂区内一片混乱，千余名工人高呼口号示威游行，全厂2500多名工人全部停工。部分工人想上楼休息，但被守在通道口的工人代表言语威胁，逼他们继续参与停工。多名管理人员被工人围堵、强迫道歉，还有管理人员被无端辱骂、扇耳光。一名女工在厂里生病晕倒，公司安排车送她出去就医，却遭到门口工人的阻拦……

　　最终，厂方作出重大让步，直播，“服务部”才让工人统一复工。停工期间，该厂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正常生产秩序被严重破坏，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周边交通秩序和群众生活也受到影响。

　　“回头看，利得鞋厂三次停工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是‘服务部’和曾飞洋。”汤欢兴供述。利得案例是近年来赔偿最多的一次，被鼓吹为劳工维权历史性的事件，“服务部”的招牌更响了，曾飞洋在维权圈的地位高涨，更多追捧者纷至沓来。但真正的受损失者除了工厂还有工人，“工人得到短暂利益后，atv，工厂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经营困难，很多工人因此失业。”

　　据曾飞洋本人供述，在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维权、广州市番禺区高雅首饰厂工人维权等10多起集体维权行动中，均有“服务部”介入其中，遥控操纵。

　　深刻忏悔引人深思

　　“劳动权是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但是维权必须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公诉人在庭审中指出，正当目的必须采取合法手段来实现，决不能依靠被告人曾飞洋的“服务部”这种没有合法登记注册的组织、依靠聚众滋事的方式来达成。

　　公诉人认为，本案中，被告人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从一开始就排斥司法解决途径，拒绝政府劳动监管机构介入解决，实施集体停工激化劳资矛盾，致企业生产陷入停顿，工人长远利益被损害，其行为不是正常停工维权，而是聚众扰乱正常工作生产秩序。

　　面对庄严的法庭，曾飞洋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剖析。“在（劳工维权）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境外的大量钱财，还被封为所谓的‘工运之星’。”曾飞洋说，“我的私欲极度膨胀，即使在‘服务部’被有关部门取缔后，还不思悔改，继续打着‘服务部’的旗号煽动组织工人聚众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在某些境外组织的指挥下所做的这些事情，严重触犯了法律，充当了那些境外组织搞乱我们国家的工具。”曾飞洋悔不当初。

　　汤欢兴在忏悔中说，我受曾飞洋鼓动加入“服务部”，在其指挥下参与组织利得鞋厂事件。期间，我负责自媒体宣传，鼓动工人不接受厂方条件，和企业对抗，把事情闹大，由此触犯法律。我后悔莫及，教训深刻。

　　朱小梅也表达了深深悔意。“我原来是一个普通女工，在曾飞洋帮我维权的过程中认识他，参加了‘服务部’。被安排接受某些境外组织的培训后，我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认同了他们的做法，开始参与组织利得鞋厂员工集体维权。通过办案人员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我深深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希望其他工友按照相关法规依法维护权益。”

　　走出法庭，多位旁听庭审的人士表示，这是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课，触目惊心、令人深思——

　　“我现在越想越后怕。”广州东塑石油钻采专用设备有限公司员工何炽杰说，曾飞洋等人不计后果地煽动停工，很可能会发生伤亡事故等意想不到的情况以及不可控制的冲突，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工人，所以维护劳动权利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