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部’介入诸多劳资纠纷事件，表面目的是替工人维权，但实际目的是扩大服务部的名气及影响力，特别是在境外的影响力。”汤欢兴供述，“产生的影响越广泛，‘服务部’受到的关注越多，曾飞洋的名声和地位越高，接下来向境外申请资金就越有利。”

　　曾飞洋曾声称：“我们有任何建议都是给工人代表参考，决定权都在工人。”

　　然而，“服务部”组织的维权行动从始至终，曾飞洋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把控主导。

　　曾飞洋还声称：“我们服务部介入劳资纠纷的立场是一贯的，都是站在工人角度上介入，是为了给工人争取合法权益。服务部的角色是协助者、支持者，不派谈判顾问，不到现场。”

　　然而，在维权事件中，“服务部”工作人员孟晗（另案处理）奉曾飞洋之命操控选举工人代表，在停工现场指挥，不断怂恿煽动、将气氛引向狂热，毫不顾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曾飞洋的供述解释了他的口是心非：“我被一些境外组织鼓吹的某些理论蒙蔽、迷惑和洗脑了，也被名与利所左右。自开展劳工维权以来，我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可是我对名的追求没能停止，还继续渴望在劳工NGO领域扮演元老前辈角色，享受被同行尊敬的感觉。”

　　除了博名，劳工维权也是曾飞洋的生财之道。2002年起，曾飞洋以“服务部”的名义接受多个境外组织、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经费支持，总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经费被他中饱私囊。

　　汤欢兴供述称，境外组织到底资助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他和“服务部”其他人并不清楚，“服务部”账目也从未向社会公开过。

　　办案人员查明，有的境外组织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将钱转到自己的境内个人账户。有的境外组织将资金兑换人民币后，由曾飞洋到香港带现金回来，或者转账给其个人账户。曾飞洋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大量境外资金据为己有，不仅给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2套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名下，再租给“服务部”，套取更多资金。据曾在“服务部”担任财务人员的蔡某举报，曾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部”报销。

　　对外，曾飞洋却标榜自己“身为公益人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并以此要求“服务部”其他人员。

　　"服务部’曾经拖欠我几个月工资，我问曾飞洋什么时候发工资，他说有一笔外国使馆的钱快到账了，到时候可以发，但后来他就给我发了一部分工资。”朱小梅供述，“我们在‘服务部’上班也没有签合同，曾飞洋拖欠工资，没加班费，我曾问过曾飞洋，他就说做公益要有付出精神，让我们不要计较这些。”

　　枉顾工人利益煽动停工

　　汤欢兴供述，曾飞洋带领“服务部”介入劳资纠纷事件，就是迎合某些别有用心的境外组织的要求。“那些境外组织的要求是，将劳资纠纷闹得越大越好、越乱越好，然后他们再以此做文章抨击中国政府。”

　　按照曾飞洋确定的分工，在维权行动中，孟晗负责会议召集和现场协调指挥，汤欢兴负责宣传鼓动，朱小梅负责联络协调。曾飞洋对汤欢兴总结梳理的现场图片、文字修改审定后再发给媒体，在境内外网站传播，他本人还频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外媒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曾飞洋等人利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利得鞋厂的劳资矛盾，挑动矛盾逐渐升级，组织煽动工人进行三次集体停工。插手工人维权的过程中，曾飞洋等人幕后策划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出工人代表，并通过所谓“培训”，告诉工人不要走政府渠道解决问题，而要组织集体停工向厂方施加压力。

　　第二次停工后，厂方基本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但由于政府主管部门方面的手续问题，补偿款到位还需一段时间。就在这一关键节点，“服务部”人员造谣称厂方忽悠工人，要求继续停工。

　　了解实情、希望理性解决的工人代表们拒绝了这一命令。不料，2015年4月19日晚，“服务部”突然连夜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散播“5名工人代表收了公司、政府黑钱，出卖工人”的谣言，宣布罢免该5名工人代表，选出新的工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