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9月27日消息，“我对我的犯罪行为给企业、给社会、给工人带来的损失表示道歉，对给家人带来的巨大伤害表示深深的愧疚。也希望大家以我为戒，不要再上某些境外组织的当，对自己的权益必须通过合法方式和渠道去维护。”9月26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二法庭内，被告人曾飞洋当庭鞠躬，深深忏悔。

　　当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当庭宣判，3名被告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因有悔罪表现和法定从轻情节，均宣告缓刑。3人当庭认罪，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曾几何时，身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的曾飞洋，以“工运之星”的“美誉”名噪一时，还获评“年度公益人物”。如今，随着法槌落定，曾飞洋的真实面目以及其背后的某些境外组织企图对中国实施渗透破坏、实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阴谋，也随之浮出水面。

　　台前“领袖”台后“马前卒”

　　站在被告席上的曾飞洋，神情黯淡、满面愧疚，已不复曾经媒体镜头前的神采飞扬。在他的供述中，将自己称为“某些境外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马前卒”。

　　办案人员的调查揭开了这个“工运领袖”不为人知的一面：曾飞洋，真名曾庆辉，1974年出生，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交换，换取一名叫曾飞洋的同乡的学籍再次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他因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2001年，曾飞洋成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我是学法律的，参与成立‘服务部’，为一些打工者提供了法律帮助。后来，我接受了一些敌视中国的境外组织的培训和资助，按照他们的要求煽动组织工人以极端方式维权，把事情闹大，制造影响。”曾飞洋在法庭上说。

　　该“服务部”号称“国内第一个劳工NGO”，在国内活跃10多年之久，2007年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后，曾飞洋仍然以“服务部”名义组织“劳工维权”行动。作为“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屡屡见诸于境内外媒体报道中，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被告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于2014年加入“服务部”。身处其中，汤欢兴却发现“服务部”的另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按照曾飞洋的说法，“服务部”的经费来源就是境外组织的资助。

　　在曾飞洋控制下的“服务部”，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大多被冠以“合作项目”的名义。在被告人、“服务部”工作人员朱小梅看来，这些项目的真实目的“不那么简单”。

　　"工会领袖研习班’这个项目是2015年8月提出的，由曾飞洋和我负责，培训对象是以往维权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工人代表，都是曾飞洋选定人员，再通知他们来参加。”朱小梅供述，“工会领袖研习班”的教材由曾飞洋提供，主要内容是西方工会的由来、工人停工案例、组建改选工会等。

　　“曾飞洋批评我说，我讲课思想层次不够高，认识不够高，都是照本宣科，备课工作没有做到位，要多思考多积累。”朱小梅供述。

　　为了让朱小梅“多积累”“备好课”，曾飞洋曾派她赴印尼、香港等地接受境外组织培训，了解境外组织下一步给“服务部”的任务，然后回来落实。

　　证据显示，曾飞洋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以组织中国“劳工运动”并向境外报告情况作为条件，换取境外资金支持。

　　从2010年起，某境外组织每年向“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经费。按照要求，曾飞洋定期提交项目进展报告、财务审计报告等。该组织有时候还从幕后走到前台，派人员入境参与“服务部”活动，并在工人停工谈判现场作出具体“指导”。

　　曾飞洋还供述，境外组织的督导人员曾通过暂扣项目经费的方式施加影响，“保证我与‘服务部’完全按项目要求及他们的意见行事”。

　　以“维权”为筹码博名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