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会出现自我矛盾。女性当然在社会中承担着性别不公的压迫。但是，我们因此就能说明，女性看到的这一来自性别不公的压迫就是事实吗？既然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并不是相对主义的，那么半真半假的立场在立场理论看来就应当不是真的立场。女性的立场就是真的立场吗？不同的女性在社会中所承受的压迫各有差异。女工群体还需要承受来自资本的压迫，她们对社会的认识或许更具优势；外来务工者中的女工，她们还承受着社会上对外来务工者的歧视，她们对社会的认识或许更具优势；外来务工者中的女地盘工人呢？我们最后会发现，每个个体的立场都可能不同，我们如何能够说明，哪一种立场才是正确的？

　　女性的立场或许在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的情况下，更能揭露“男权”现实。但是，立场理论迫使每一种不同的社会位置和身份，我们无法停在女性作为整体的某种立场，并赋予其知识论优势。社会上存在着不同身份不同社会位置的女性，她们各自可能都因为不同的社会条件而形成不同的知识论立场，哪一个立场才是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状态最有权威的立场，我们依然无法确定。

　　除了理论上的问题外，坚持立场理论和身份分歧成为分类标准，还会为女性主义的现实行动带来各种实际的问题。

　　行动的问题

　　希望通过女性的身份来坚持一种女性的整体立场，是很多女性主义者一直以来的追求。事实上，女性主义所反对的性别不公的受害者大部分就是女性。女性在历史上承受了这种不公的长期压迫，这些压迫从习俗到法律，从家庭到政治体制，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这种不公平的大部分受益者是男性。男性因为性别不平等而获得各种在社会中的好处。性别身份在描述性别不平等中当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是性别身份应该出现在描述的哪个位置，是值得讨论。不过，坚持立场理论以及身份分歧作为女性主义区分标准，当下女性主义流行将身份放在描述性别不平等的定义性质上，而不是描述其对象上。所以，这种性别不平等的习俗到体制叫做“男权”，性别歧视的思维叫做“直男癌”。我们使用身份来定义了女性主义所反对的对象，通过身份差异来确定立场，而不再使用理论词汇。在立场理论的支持下，这种定义似乎没有问题，因为男性作为压迫者所表达的信念和理论的立场不恰当的，直男的思维自然是重病——癌。

　　不少女性主义行动正是打着“抗直男癌”的口号。“女权徒步”是引起关注的运动之一，行动者希望通过长期徒步的方式，因为媒体和大众对譬如性骚扰、抑郁症的关注。在徒步中，除了反性骚扰、抗抑郁症以外，行动口号还包括抗直男癌。反对一种以某类男性的特征而命名的不公，的确可以让女性主义的行动目标更加明确的表现出来。“珍爱生命，远离直男癌”是各种行动背后的实质思路。

　　如果我们在女性主义行动甚至日常讨论中不断因为立场观点而使用这种表示对抗的定义概念，我们就有必要追问，女性主义行动以及日常讨论的目标到底为何？坚持通过身份差异进行的对抗性表述，也就是坚持女性拥有女性的（正确的）立场，男性拥有男性的（错误的）立场，在叙述上就预设了社会性别的截然区分。而女性主义行动的目标不正是去消除社会性别，使得社会性别角色不再成为决定个人生活的决定要素吗？坚持身份差异决定立场的对抗性表述，似乎变相地重复了使用身份来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思路。

　　将反对性骚扰变成反对直男癌的时候，我们变相不自觉地将问题的实质混淆了。性骚扰的问题，应该是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不恰当地给予男性更多的特权，并且同时压迫女性认为性骚扰是自身的错；这时候，我们却将其混淆为，那些人（直男）才是性骚扰出现的根源。将问题的根源混淆则意味着行动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搞错。如果问题的根源是那些人，解决方案就是将那些人隔离。但如果问题的根源在社会制度与风气，行动的目标应该是促使改变各种的制度。正在进行众筹的反地铁性骚扰的广告， 大家阻止的“咸猪手”就只有一只男人的手，依然充斥着性别刻板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