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很难知晓陶姐当时的心情，但姚俊刚应该非常害怕，他趁警察不注意，把随身携带的钥匙吞进肚子里——他听说如果肚子里有东西的话，看守所不收。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全都被带走。

　　当天下午五点多，陆郎镇上的烟酒店到了饭点。陶佳佳一家五人在一楼货架后面的餐厅吃饭。5月1日中午，陶姐和陆童来过一趟，给他们带了一黑塑料袋装的冰毒。陶姐对父亲说：“里面的东西有1500元一包的，有3000元一包的，有5000元一包的，有人来拿就发给他们，400元一克。”他们把冰毒放在一楼厨房餐厅靠墙的一个酒箱子里。按照先前说好的分成，陶姐按进价3000元一盎司，给陶佳佳提供货源，中间的差价归陶佳佳。但陆郎偏僻，生意不好做，两个星期过去了，只有七八个人来买。那天，他们吃饭的时候，警察突然闯进来，在酒盒子里搜出18袋毒品，约247克。

　　段平军把钱存起来之后，交易完成，他放松了下来。当晚，他没急着离开，而是到夫子庙转了转，晚上八点多，他在凤凰西街一家面馆吃面，被抓住。

　　九点多，沿江分局对板桥的房子进行搜查。他们搜出了陆童藏在厨房天花板柜子里的三公斤毒品，用胶带缠着，还没来得及分装。此外，还有两只电子秤，用来给毒品称重的。在客厅的保险柜里，他们搜到了70万元人民币，黄金项链，Gucci手表，印有毛主席、弥勒佛和山羊图案的玉佩，4张银行卡和若干印有袁世凯的头像的硬币，陶姐管这些硬币叫“袁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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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姐被抓后，一开始，她以为还像以前一样，很快便能出来。因此，她第一次见律师朱跃东时，没有向他说明之前的犯罪记录，朱跃东也认为她是盲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取保候审。但请求很快遭到驳回。朱跃东说，“后来看毒品的数量我知道，肯定是个死。”

　　2014年9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此案，判定陶光玉、陆童和陶佳佳向他人购买、贩卖冰毒，构成贩卖毒品罪。陆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陶佳佳属于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陶光玉作为主犯，处以死刑。

　　一审辩护之后，陶姐改换律师，提出上诉。孙爱国曾经建议她承认贩毒，依照“有罪罪轻”进行辩护，或许有改判死缓的可能。但这个建议被陶姐拒绝，她始终不松口自己贩毒，只承认非法持有毒品。2015年4月，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认为陶光玉在司法机关考虑她是盲人没有对她收监执行的情况下，仍继续从事毒品贩卖，贩卖数量大，社会危害性极大，且有吸毒、赌博等劣迹，主观恶性极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不足以对她从轻处罚。

　　据说，在高院的法庭上，陶姐做最后陈述时，她声泪俱下，说自己被人出卖，是被“活闹鬼”害死的。

　　从2013年5月14日被抓，到2016年4月20日执行死刑，陶姐在南京市看守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刚进看守所那会，她对警察说：“我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不应该让我在看守所里，我伤痕累累。”

　　终审判决之后，她终于明白再无生还的可能，非常绝望。在狱中，她口述，让狱友执笔，给家人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她忏悔了对女儿的疏于照料，导致她吸毒精神分裂，她希望女儿一定要找脑科和心理医生咨询治疗，这是她“最后的心愿”，并把遗产全部留给了她。她也吩咐了自己后事：“我的器官全部捐献，骨灰洒向大海。”她怕地下寂寞，让家人一定要烧“几个纸人和一副麻将”，“有人陪伴我就不孤独了。”

　　信是狱友出狱之后才交到陶家人手里的。拿到信的时候，陶姐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