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并将矿井年产规模由30万吨调高到90万吨。

　　为平衡地方利益，10号文允许各市、县(区)具备300万吨/年生产规模，且至少有一个120万吨/年机械化开采矿井的骨干企业作为兼并重组的主体。

　　2010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已高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已达到9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也已超过80%。

　　这一轮山西煤改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民间资本被迫撤离煤炭行业，不少煤老板在这轮整合中黯然离场。

　　郑爽是在这次整合中的受损者之一。据他回忆，当年负责整合他煤矿的公司是山西焦煤集团，“与之前的整合不同，这次是简单搞拉郎配，必须交给五大集团。”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郑爽至今仍然不能释怀。

　　为让郑爽“交出”手上的煤矿，山西焦煤集团不停有领导层前来跟他谈判，“而整合的价格都是政府定的，价格方面毫无谈判的余地。”

　　陈宜先说，当年政府收购民营煤矿价格都比较透明，基本上是按照煤种和储量来算，储量不同级别价格又有不同，主焦煤大多按照23-30元的价格核算。

　　陈宜先的煤矿也在这轮整合中淘汰出局。当时他拥有的煤矿年产能仅有21万吨，远低于90万吨的门槛，因而被国有大企整合。在这次整合中，陈宜先获得了大约三四千万的赔偿。

　　相比较陈宜先而言，郑爽则并没有那么幸运。由于郑爽的煤矿规模远大于陈宜先，因而山西焦煤集团要想整合他的煤矿，需要拿出数十亿元的价格。

　　“但它又没那么多钱，政府也不愿掏钱，实际上这个交易没法完成，但又不得不完成，于是我的矿就被迫停工，直到前两年还停着。”郑爽说。

　　郑龙乡则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昔阳县北坪煤矿的纠纷之中。2008年时，郑龙乡夫妇垫资4000万元承包了北坪煤矿的土石方工程。但此后北坪煤矿陷入纠纷不断的产权更迭漩涡，郑龙乡夫妇亦深陷其中，至今无法自拔。

　　郑爽说，在他所在的县，原来总共有90多个煤老板，80多个均在这轮整合中离开。

　　“这些离开的煤老板每个人至少带走了5000万现金，这样一算当地就流失了40亿资金了。”郑爽说。

　　危机浮现

　　这轮煤炭整合亦有受益者。彼时，已经成规模的私营煤炭企业也参与了资源的重新分配。

　　这其中包括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立斌、山西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福清煤老板“鼻祖”卓杏生等人。其中，张新明曾是山西首富，邢立斌则因“7000万嫁女”事件为人所熟知。

　　煤炭行情好的时候，当地煤矿矿工每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工资高出当地其他人好几倍

　　对于邢立斌“7000万嫁女”事件，接近邢立斌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此事并不属实，邢立斌当年在三亚嫁女非但没有花7000万，反而借机兜售房地产而赚了不少。

　　“邢是一个十分精明而低调的人，不会做这种事。”该人士说。

　　但煤老板们头顶的光环在一两年后开始暗淡。原因一方面是煤炭价格开始下跌；另一方面则是大整合带来的后遗症开始凸显。

　　2008-2012年，像邢立斌和张新明这样赫赫有名的煤老板们均在加速扩张自己的煤炭帝国，他们四处并购，而资金均来源于各类融资。

　　让所有煤老板都没有想到的是，煤炭价格从2012年底开始大跌。到12月末，秦皇岛5500大卡市场煤平仓价每吨630元左右，比年初下降了约170元；而冶金煤价格较年初普遍下降每吨300元至400元。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当年的通报称，2012年末，煤炭企业存煤8500万吨，同比增加3120万吨，增长了58%。

　　业内专家称，煤炭生产过剩是煤价下跌的直接原因。

　　煤价持续大跌率先重创的是包袱重、盘子大的煤老板。邢立斌便是其中典型代表。据相关报道，截至2013年9月底，邢立斌的联盛集团对外融资总额达268亿元。两个月后，联盛集团便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

　　同样在煤价大跌下遭遇困境的还有卓杏生，他被老家人称为福清煤老板“鼻祖”。2008-2012年间，卓杏生在山西、内蒙各地四处集资买矿，他因倒卖煤矿在圈内十分知名。

　　除了三都煤矿，卓杏生还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倒手过吴家梁煤矿。在此煤矿上，卓杏生先后把它卖给了两位福建老板。

　　有熟悉卓杏生的人称，4年间，卓杏生四处倒矿，经常将一个矿卖给不同的买家。这种情况在2012年煤炭价格下跌时开始凸显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