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于幼军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主张“以市场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资源有偿使用，推进煤炭企业整合”。

　　于幼军在继承张宝顺煤矿产权改革的同时，发力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促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

　　郑爽说，于幼军的改革让所有煤矿把手续办全，手续不全的就被淘汰，“在我的印象里，2006年之前就没有矿手续办全过。”

　　此后，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出现了。

　　"煤老板’的叫法是从2005年才有的，以前都不这么称呼。”郑爽说。

　　2005年，手持大量现金的浙江商人率先涌入山西投资煤矿。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9年，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企业多达450多家，投资总额超500亿元。其中，2006至2007年间，涌向山西的外来投资者一度达到高潮。

　　事实上，在2006年2月，于幼军就提出过煤炭产量“零增长”，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要求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出局，并整合20万至30万吨中型矿。

　　经过这一轮整合，山西省市以下煤矿数量由2005年整合前的4389座缩减至2626座，淘汰了所有年产能9万吨以下的煤矿。

　　郑龙乡便是2007年来到山西。她说，来山西投资煤矿的福清人多达十余万。但由于投资煤炭的门槛不断被提高，来自福清的商人不得不从老家的亲戚朋友处集资，并承诺高额回报，甚至不少人为买矿借高利贷。

　　此时，煤炭价格持续飙涨。行业数据统计，2001年至2008年7月，八年间煤炭价格涨幅达到585%。其中，煤价涨势主要集中在2006-2008年，煤价最高是在2008年，达到1100元/吨。

　　郑爽回忆，当年来矿上拉煤的卡车排成长队，来买煤的煤商车里都放着现金，“这样都未必能够买得到。”

　　“2008年3月-11月，那时候的煤炭价格是按小时算的，这一小时和下一小时的价格就不一样。那时候挣钱真的太容易了。”遥想起过往的疯狂，陈宜先对当下境况感到无奈。

　　“煤老板们真正挣钱是从2006年开始的。”郑爽说。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煤炭行业的黄金时代达到最顶峰。在山西、陕西、内蒙、山东等地的煤老板，以及黑金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人都赚得盆满钵满。此后，现金成栋买楼、豪车遍地等故事开始广为流传，“煤老板”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国进民退

　　正当煤老板们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疯狂中时，发生在山西的另一场特大事故间接拉开了山西煤炭行业的又一次整合。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下泄尾砂量约19万立方米，淹没面积约35.9公顷，共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9619.2万元。

　　这次事件直接导致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溃坝事故并非煤矿，而是铁矿，但却间接导致了山西煤矿的再度整合。”上述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称。

　　2008年9月，王君从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任上空降山西，接替孟学农任代省长。王君的职业生涯前半段在大同矿务局。在他看来，要解决矿难频发，就要进一步加快煤矿企业的重组，让国有矿企占主导地位。

　　当年秋天，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王君一声令下，“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被业内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

　　在当时的山西煤炭圈内，流传着一个时任山西煤炭厅厅长王守祯的“要‘三三得九’，不要‘二四得八"理论。具体解释是：煤矿生产300万吨，一吨能卖300块钱，那总共就能卖9亿元；而当你生产400万吨，煤炭价格因供求关系价格下跌，变成200块钱一吨，那总共也只能卖8亿元。

　　“他的理论就是，生产多了反而卖的少了。因而要控制规模，在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依靠稳定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上述业内人士说。

　　在此理论的支撑下，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文)，要求到2010年底，山西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从而在山西省形成2至3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至5个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山西省总产量的75%以上。

　　23号文明确提出，政府要大力支持大同煤业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潞安矿业集团、晋城无烟煤集团等五家大型省属煤炭企业兼并中小煤矿，建立煤炭旗舰企业。

　　之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也被允许作为兼并重组主体，而中央企业中煤能源集团最终得以入局。

　　至此，“5+2+1”的重组格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