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那些角色，它们其实更代表朋克精神。朋克精神在1977到1985年之间的美国非常流行。朋克爱好者们看起来很可怕，但他们的呐喊和诉求非常有力，而且朋克文化非常鼓励创作精神。可以说朋克精神很“反英雄”，非常理想主义，有那种捣毁一切的力量，很具颠覆性。

这种颠覆性其实对科技行业来说很重要。你看硅谷开始的时候也有这种精神。但有了这种精神并不能马上赚钱，一种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出现后，至少要4、5年之后才会开始赚钱。我一向的理念就是，商业要支持艺术。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对双方都有利。

也许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好艺术家，但一开始你无从判断，你只能先支持、相信他们。不要一开始就扼杀他们，给他们时间，好的自然会冒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旧金山的创新氛围那么好。和纽约那样高标准、竞争激烈的环境不同，旧金山不对艺术家设限。疯狂的、有才或没才的艺术家都能在旧金山找到自己的落脚处，他们都从零开始。

你看，很多后来知名的朋克摇滚乐队，一开始也是一群无名之辈。他们从车库开始小打小闹，慢慢练习，慢慢进步，如果没有给他时间和空间成长，就没有后来的绿日（Green Day），也不会有性手枪（Sex Pistols）。

对商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投资，而且未来的回报会非常丰厚。我认为慷慨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我个人也很看重它。只有不断付出，才会有回报，你也会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钛媒体：能和我们谈谈您在自杀俱乐部时加入邪教的经历吗？

约翰·洛：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自杀俱乐部（Suicide Club）是一个非常先锋实验性的小组，我们想尝试所有事情。当然，那样的做法也很愚蠢，因为很多事其实很危险。当时我们想加入邪教，就想看看邪教内部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选择去了解 Moonies（韩国的文鲜明在50年代创立了新兴宗教组织“统一教”，其信徒被称为 moonie）。当时统一教在美国有钱有权，名气很大，不断招募那些讨厌美国文化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入教后就会被洗脑，他们将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只接受教内传达的单一讯息，而且再也逃不出去了。

我和我的朋友，我们一共5个人，假装自己对统一教有兴趣，装作彼此不认识。我们在里头呆了3天，目睹了整个内部的运营模式。它非常有趣，但也很可怕。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为什么在那种环境里会被洗脑。他们的哲学很可怕，理念也很令人不适。但我个人从这件事学到一点： 这些可怕的人也是常人。

在1982年，文鲜明和韩鹤子为纽约麦迪逊花园为逾2000对新人主持婚礼 Credit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这其实让我很难过。接触这些人之前，我希望他们都是恶魔，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和他们对着干。但观察后我发现，他们也是人，只是很愚蠢。我的世界观也因此改变了，j2直播，我学会用更大的视角对待很多事。

火人节其实也有一点“邪教”的精神，它很有力量，自有一套信仰体系，虽然不像统一教那样逼迫人们认同它的教义，但火人节能对人施加影响力。一部分人很吃这套，我个人倒觉得没什么，我对人性 （spirit of human）抱有信念，而不是一个组织或团体。

我年轻的时候很愤世嫉俗，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世界绝对会毁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世事美好的一面，觉得一切没那么糟糕。火人节倡导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可以积极地互动，这种互动其实是一种本能。

把火人节照搬到中国不大现实，但举办类似的帮助支持艺术家的活动是可能的。

钛媒体：我们承认“政治正确”的必要性，但它会不会破坏嬉皮或邪典精神之下的艺术创造力？

约翰·洛：我个人比较中立。我会说实话，如果实话不够“政治正确”，那我也不在意。

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个人不担心中国的未来发展，毕竟这个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很多做事的方法肯定与众不同。作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非常重要的新力量，它必然承受很多压力。我个人认为在美国，言论自由有助于社会健康发展，但我也可能是错的，毕竟美国也有很多问题，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的。

钛媒体：二十年前，因为一场事故您和您的合作伙伴之间发生了分歧，您如何看待艺术创造和艺术家人身安全之间的关系？

约翰·洛：我非常重视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