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愤怒”，却在新世纪渐渐变成了“绝望”。“环境变得压抑、停滞，其实不管你是做调查，还是做文化，感触都一样。”

这位文化记者有一本用了十几年、4厘米厚的采访本，积累了五六百个娱乐圈人士的采访素材。“几乎没有新的人、新的现象再冒出来了，采访的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话题你都见过。”

过去写稿子，王小峰经常感到焦虑，总怕写不好。但到了2010年，他已经没有动力写了，写稿完全是出于责任。“因为我必须让主编早上七点钟打开邮箱的时候看到稿子。再后来，我根本不想写了。一个采访，整理完录音，能拖上一个月才动笔。”

2010年，王晓峰第一次递交辞呈。

时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朱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继续做下去。“我是个心软的人，容易被感动，所以又坚持了几年，但是心里却越来越厌恶这个媒体大环境，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王小峰说。

“这个时代凝固了”

2010年，酷爱音乐的王小峰因为采访参加了挪威一个城市的音乐节。

音乐节的主办者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王小峰不解地问他，这个音乐节是怎么办起来的。“结果发现就是人太少，太无聊了，一到夏天人都出去了。他要搞出点动静，问谁想赞助，结果有不少企业出钱赞助他办音乐节。”

那才是有创造性的生活，atv，也是王小峰一直向往的美好生活。

然而，这样的美好，正变得越来越少。

进入21世纪，曾经一度执全球牛耳的美国摇滚乐陷入了停滞。在这位乐评人看来，美国的社会生活太安逸了，缺乏变化，艺术家渐渐没有了要表达的东西。

而国内却是另一种情况，王晓峰不太能接受现实——“突然间，就变得过于压抑了，这个时代凝固了”。

业界常言“三联是主编的摇篮”，但王小峰却坚持说：“我离开三联，绝不再碰媒体。如今种地都比做媒体好，至少种地得到的粮食是真的。”

“要不是现状让我失望，我还不会下定决心去做T恤。过去，我一直把做T恤当成一个兴趣去玩，挣钱赔钱都无所谓。但现实是残酷的，它告诉你不能随便瞎玩了。”喜欢抽烟的他吐了口烟圈，“你得活下去呀。”

对王小峰而言，做T恤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救赎。

“做T恤可以发挥我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丧失了创造力，变得越来越封闭，年纪轻轻的就老气横秋。我庆幸自己还有创造力，还想着用创意、用更开阔的眼光来解读这个世界，这多少让我对未来有点期待。”

在中国，T恤多被视为裹体用的衣服，真正T恤把当作文化玩的，还仅限于摇滚圈等群体。换言之，T恤文化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这也是王小峰现在想要做的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T恤最初的形态其实是衣裤连体的，因为那是体力劳动者才会穿的工作服。发展初期，T恤并未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甚至不能被称为外衣，具有鲜明的底层社会标签。

直到影星马龙白兰度在《欲望号街车》中穿了T恤。“年轻人不管你那一套，我偶像穿了，又酷又帅，我就得穿。”这位T恤文化热爱者略显激动地向刺猬公社介绍，至此，T恤衫才被视为可以穿在外面的衣服。

1960年代，欧美摇滚乐兴起，T恤成为演唱会的宣传物料，前胸印着乐队的头像和logo，后背则是演唱会的时间地点。摇滚乐的核心在于表达，T恤也获得了这一属性——人们在T恤上印上自己喜欢的歌词和图案，让T恤成为表达的媒介。

“T恤是唯一见证了这些历史事件的衣服，和媒体有什么差别，这不就是媒体吗？”这位做了20多年文化记者的媒体人说。

在艺术与商业之间

2006年，王小峰和《读库》创始人老六一起吃饭，跟老六聊起自己想做T恤的想法。

“你一定要在淘宝上开一家T恤衫店……”那时，老六刚刚做《读库》，初尝网店销售的乐趣和甜头。

“将来你会成为T恤衫之王。”老六劝他。

“我就想亲手做出一件T恤，这是一个情结，做出来也许我就再没兴趣了。”王晓峰心里犯起嘀咕。

后来，老六和《读库》成了“独立出版之王”，而王晓峰也终于全身心投入到做T恤的事业中。

对比老六，王晓峰承认，“关于将来，我根本没他想得那么远、那么好”。

每设计一款新品前，这位有过多年案头工作习惯的文化记者都会查阅大量历史文献，琢磨图案和表达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