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新歌声》在西单大悦城举行了一场快闪活动，路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商场中的迷你KTV唱歌，会被全程直播并且获得现场门票。而这个活动的视频一经推出，就成了当日的热门微博之一。

然而打脸的是，随着活动视频传播的增长，质疑视频作假、路人是托儿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更有网友直接吐槽，称活动当天自己在西单大悦城，活动现场的那一层其实被封了一部分，普通路人过去禁止通行，需要绕路。

客观的说，活动虽是出于表达取材于众的深意，但视频中的参与者很多被人认出是群众演员，更有一群手里时刻拿着荧光棒的路人在逛街，也是神奇。

但话说回来，一个如此火爆的节目也需要找托来炒热话题，足以见得“托”这一行业的流行程度和需求之大。

其实不只是节目宣传推广需要找托儿来营造氛围，atv，相对来说，实体经济的营销策略除了围绕地推、促销等常规手段，这种传统方式更是从古沿用至今，比如近期频繁被曝光的网红美食店，更是频频被曝光店内火爆人气都是来自于托们的衬托。

相对于网络上的水军数量，现实中的“托”的体量可能并不会小说少。而从某些角度上来讲，现实中的“托”，甚至可以算是网络水军的鼻祖了。

找托儿一事，长久以来难以界定其事件性质，责上不达诈骗，下却触及造假，不仅处于法规盲点，而且从营销的角度，更像是两厢情愿的买卖，讲究的是利用人性和揣测心理。再者，现在的网红店皆是找托排队、营造假象，所起到的主要是吸引作用，可能连引诱都未能构成，又何谈“罪责”。

总的来说，找托儿是一件以小搏大的事，以致于商家对此乐不知彼、习以为常。不过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商业现象，其存在和延续的理由却值得深思。

溯源和演变

“托”本有托称、帮持之意，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引申出“托儿”一词，原为北京方言，指的是商店或是路边小摊儿雇上一个或几个人，假装成顾客，作出种种姿态来引诱真正的顾客购买其产品，和如今网红店找人排队，大体上操作一致。

不过当时处在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特殊时期，这种形式经常被一些不良商贩用来销售滞销或劣质产品，雇佣一些贪图小利之人从旁说假话，来支持商家虚夸的叫卖，从而诱人上当受骗，因此算得上是实打实的不正当手段。

“托儿”的说法其实并不长远，但这种形式却可以追溯到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据史料所述，在商业交易中，第三者从旁抬高或压低价格，惑乱当事者，从中牟利，谓之参市，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托儿”。

举个例子来讲，岳珂，就是那个有吹捧自己爷爷嫌疑的岳飞之孙，在《冰清古琴》一文中提到自己慧眼识赝品一事。岳柯在李奉宁府上做客时，碰巧遇到和古琴商洽谈购买冰清古琴，有个叫叶知几的名士自诩专家，“一见色动，掀髯叹咤，以为至宝”，李奉宁马上就要掏百万钱相购。

但是古董商漫天要价，说是已有买家出手两倍价钱，李欲得之，招宾客商讨，此时岳柯疑心叶知几种种表现，上前查看，以铭文与宋帝避讳揭穿其为赝品。由此可见，伪名士实为害群之马，专家之说更是不可尽信，古代如此，现代亦是如此。

除了商品交易，其实找托儿也是惯用的政治手段。比如武则天授意武承嗣，暗中安排人在一块白石上刻紫砂文字“圣母临水，永昌帝业”，然后让唐同泰进献，称此奇石在洛水中掘出，这过程的参与人员基本上都可以称为“托儿”。

另外，刘邦欲废刘盈，张良给吕后出了一个主意，请天下四大名士出面吹捧刘盈，刘邦不得不放弃废储想法。在古代特殊的政治、商业环境下，托儿的作用显然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主要源于信息的闭塞和落后，尤其对名士之流带有盲目崇拜心理，说到底也是贴合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找寻人性的弱点进行变相推销，从而得利。

以三个时代各自的发展状态，其实不难看出托儿的演变之路。封建时期，农业为本，商业从事者地位很低，寻常百姓想要从事该行业又面临天灾人祸等风险，自身生存已着实不易，因而花钱雇人为买卖造势的现象应该不是大规模普遍存在，反而政治斗争却将此用得得心应手。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托儿的形式便随之深入到各行各业，游走于大街小巷，自此“布托儿”“鞋托儿”“饭托儿”层出不穷地出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当时的托儿虽形形色色，但参与者大多以骗钱为目的，巧设骗局、赚取不正当利益，是一种轻微的诈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