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城市无产阶级出现，人工智能的出现会造就一个新的阶层，那就是'无用阶层'。数以亿计的人将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和计算机人工智能竞争。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丧失了经济的价值，没有经济价值也就没有政治权力，这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

　　这段话出自尤瓦尔·赫拉利近期在中国的一场演讲。“无用阶层”（useless class）的概念也正是由他创造。

　　关于“无用阶层”的预言 | 热望与焦虑混杂

　　当下人们对于身份和阶层的焦虑愈演愈烈。即便是大多数人普遍向往成为的中产阶层也在近几年成为了媒介关注的主要焦虑群体：他们靠各式消费来构建身份认同、穷尽各种手段对下一代进行优质教育，以防止阶层下滑或为阶层上升做准备。

　　中产况且如此，何况其他阶层？在这种背景下，“无用阶层”概念的横空出世，让人们一下子跌落至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层，于是陷入了更深一层的焦虑——汹汹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生存？

　　其实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机会的影响并不是危言耸听，美联储主席耶伦警告，科技和全球化正在“消灭”美国中产阶级，要想保住中产阶级的工作和薪资就必须未雨绸缪。现在，美联社已经有了机器人写作，旧金山已经有了人工智能律师……算法和数据正在慢慢填满现代人的生活。牛津大学的报告显示，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美国702个职业中近一半会消失，这其中包括很多体面的白领职业——诸如媒体从业者、医生、律师、股票咨询师、老师等等。

　　相比于“无产”（注意，是加了引号的无产）和中产等形容，“无用”一词显得格外恐怖，因为它基本否定了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全部价值。

　　事实上无论资产多少、身份几何，人至少是拥有生而为人的价值的，即便这种价值在精英主义的视角中只是所谓的利用价值。人们可能出卖劳动力、注意力、时间和金钱，但他们至少是公司和媒介眼中的用户，是政客眼中的大众。用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讲：即便是奴隶，也是有用的。

　　然而按照赫拉利的推断，随着强人工智能的普及，社会上将出现两个分化的阶层：一个是少数的控制了人工智能的精英阶层，另一个则是一无是处的“无用阶层”，它也即将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最终命运。

　　反思“无用阶层”论 | 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早由社会学家斯宾塞提出，也就是把生物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简单地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

　　在人类历史上，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极端的应用就是纳粹主义。他们把民族划分为优劣，并据此对所谓的劣等民族进行残酷的迫害。纳粹主义者认为只有优等民族才有权力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中生存下去，其他的劣等民族必须被淘汰掉，以防止他们和优等民族抢夺社会、自然资源，或者因为通婚而污染优等民族的优质基因。

　　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纳粹法西斯残忍地侵略弱国，残忍地杀害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不具备竞争力，对世界的索取远远大于贡献，是在拖国家的后腿，所以牺牲这些人是完全必要的。

　　不得不说，纳粹者的思路和赫拉利预测的人工智能时代的阶级划分，如出一辙。所谓的“无用阶层”就是未来智能精英眼中的不具备竞争力、索取大于贡献、拖后腿的庸庸大众啊。

　　在近代中国，严复曾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引入中国，但是后来，他看到了这种竞争的弊端：近代中国与欧罗巴诸国三百年来并未进化，仅仅是做到了“杀人利己，寡廉鲜耻”。在今天的社会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幽魂也无处不在：北京折叠的隐喻、雷洋魏则西等人的遭遇，甚至是盲井式的犯罪，全都映射着社会丛林法则。

　　无法想象的是，这份细思极恐的“规则”即将从人类生活的一个个特例变成世界理所应当的运行法则。当人类被简单的划分为“有用”和“无用”的时候，恐怕人类文明的末日就真的要来了。

　　毕竟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宣扬着宣扬着人们就真的信了，他们甚至会说服自己：我没有出路的，我活该被淘汰。

　　尤瓦尔·赫拉利：如果你不喜欢我描述的未来，那就去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