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集团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刘军。（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13日《南方周末》，原标题《联想中国“老人”“新帅”刘军谈联想 “十年远征成功，‘根据地’却出了问题”》）

2017年7月2日，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刘军宣布了联想中国区的几个重要人事变动消息。

其中，现任联想个人电脑及智能设备业务集团（PCSD）安卓产品研发副总裁张华将加入联想中国区，担任消费业务总经理。此外，张坤生和戴炜这两位老联想人，也进入联想中国区核心管理团队。

这是刘军2017年5月中旬回归联想后，在人事方面做出的第一次调整。

刘军1969年出生于北京，清华大学毕业，一米八八的个头。他于1993年进入联想工作，2015年9月-2017年4月短暂离开联想，一边休息一边做投资。2017年5月，刘军回归联想，主政联想中国区。

我们这代人，总体上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的上一代经历了“文革”，少了一代半的人才，要不然我们很难有机会冒出来。

我是1988年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那会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比较幸运，直播，是跑在最前面那一批。我在自动化系篮球队当过球员，拿过四次学校的篮球联赛冠军。

1993年，我本科毕业后进入联想，到今天就打过一份工。当时很多大学生的第一选择是去外企，那时候清华学生进外企是有名额限制的，要通过外企服务公司才能进去。那时毕业下海的人很少，主要是一些胆大的，敢于去触碰灰色领域的人。

所以当时社会上把大学毕业生分成三类，一是白道，二是黄道，三是红道。白道是进公司，红道是进体制内，黄道是下海创业。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所以选了白道。

我加入联想的时候，它在中关村已经小有名气，跟四通齐名。非常幸运的是，我跟着联想赶上了中国电子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历史大潮，踩在了行业风口上，一进去就经历了行业的黄金十年。

中国从1993年开始，基本就取消了PC行业的进口关税，行业竞争很残酷。但联想和国内企业还是活下来了，因为中国公司总能想办法找到各种性价比更好的零部件货源。

刚进联想的时候，我被分配在评测部，相当于技术部门。在新员工见习期，我被安排去武汉出差。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当时武汉有个客户，买了我们的电脑，说是出现了批量性故障，硬盘总是报错。我去了后发现，不是我们电脑的问题，而是他们测试方法有问题。整个出差期间，我几乎没有睡觉，终于和客户在测评标准上达成了共识。最后，我不仅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还带着一堆没有更换的新硬盘回来了，更为公司挽回了声誉。

回来后，我给我们总工程师写了个报告。当时的总工是李之文老师，他非常严格，大家的报告经常被打回来，几乎没有人的报告不用改。我的报告交上去后，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我憋不住，问总工我的报告需要怎么改。他说不用改，当时办公室的人都惊呆了。

后来我成了联想第一任研发总经理，再后来又进入联想核心管理层。我的一个体会是，在职场一定要高标准地要求自己。一个人对成长的企图心，对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2005年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后，联想核心管理层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海外市场。

从2005年到2015年，是联想国际化的十年，我们内部叫做远征。这十年里，我去了好几十个国家，创了好多旅行纪录。最多的时候，开奖，一年去了13次美国。最快的时候，三天绕着地球飞了一圈。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倒时差，一觉醒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哪。经常是到了酒店后，过几个小时就是当地的上班时间，然后我就得去跟海外同事开会。现在有朋友说，我们去哪玩吧，我说不去，倒时差倒怕了。

在国内也很累，白天忙中国区的工作，到了晚上也不能下班，因为美国那边开始上班了，要处理美国公司的事。一天两百封邮件很正常，而且都是英文的，处理起来要三四个小时。所以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这也是很多联想员工的常态。

总体上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在中国市场工作，那是一种在家门口精耕细作的感觉，在海外市场，总感觉是天马行空。

在联想的远征中，我有两年时间是在国内工作。那是2011年到2012年，我回国接手联想移动业务。当时联想手机一年的出货量是50万部，其中一半压在仓库里。那时联想手机新产品很少，一款手机的产品生命周期长达两年，即便是苹果也不敢这么干。所以我接手后，一是拥抱运营商的千元机战略，当时运营商的补贴力度非常大；二是加快新产品的推出速度。第二年，我们的出货量做到了三千万部，后来是一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