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是从珠海就在汪洋的团队里，然后一起搬到了深圳。我问，“其实珠海到深圳虽然不远，但是搬家还是大事，什么打动了你搬到深圳。”汪洋接话：“我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小麦点了点头，“时刻跟着公司大方向走。”随即被另一个同事点破：“小麦的女朋友当时在深圳。”

我和汪洋年纪一样，刚上初中的时候新华书店卖的最火的书是“哈佛女孩”，张口闭口是“我要上哈佛，开奖，我要去北大”。我是属于当时有些不得师长心的那种学生，偏科严重，在周记里洋洋洒洒十几页写应试教育如何荼毒了我。然后互联网来了，家里买了电脑，都知道了微软那个大学辍学的比尔盖茨，还有不参加高考的韩寒。我们才开始思考系统教育这件事，真的可以这么做吗？可以不参加这些世俗的安排，我可以跳出这些世俗界定吗？我的这些疑问只停留在小心翼翼地思考，但汪洋不，他真的辍学去做游戏社区，现在看起来没什么，许多游戏主播辍学去讲解游戏一年好几百万被人认追捧。但当时，16岁的少年辍学去做刚兴起的互联网，算是特别离经叛道的举动了，保守的家庭可能会为这样的事情伤透脑筋。

我对汪洋抛出辍学这个事件。

我：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矛盾是，你很早就辍学创业，其实是个挺叛逆的人，可是你又遵循传统的规律24岁结婚生子。

汪：其实我算是少年老成吧，16岁的时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多犯错误，开奖，所以我就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到19岁我就已经把自己折腾的差不多了，我才找到了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我算是一个中西教育合璧的人，我很早就知道人太老实会压抑住创造欲，人不老实又会很容易走出一些道德界限。所以我生活的经验提升到产品上，我就知道自己要把这两者融合得很好，在创新的同时去控制一些东西。

我：那你现在身上还会多少留有一些16岁那个汪洋的东西吗？

汪：很少了，打个比方，比如说车，速度啊刺激啊，很多年纪轻的人都会追求。但我现在就开简单的商务车，我也不会喜欢去改装车，原装什么样就什么样。在这方面我是比较传统的人，你看我的手机，原装出厂壁纸和设置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

我看了一眼屏幕，许多App上都冒着小红点。

我：你是个没有小红点障碍的人耶。

汪：有的，我以前有的。我以前有一个小红点都要点掉，机子每周都想刷一遍。现在不行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时间真是太重要了。

这是汪洋第三次和我提起没有时间，这次我真的相信了。

汪：我们有个同事特别喜欢拆装车，我也有过兴趣，可是真的不行，这些东西要舍弃掉，我必须把这些小的成就感放掉，我才能把省下来的时间集在一起做一件对公司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有时候也会想，我为什么不能拥有我自己的小兴趣呢？但是真的不可以，我不是做手机的，要我是做维修手机的每天可以拆拆装装，职责不一样，你说雷军雷总，他会真的自己去拆装手机吗？不会啊，别人给他手机他用，用完了再告诉技术人员哪里不够好。

我：是责任感吧。

汪：对！就是责任感。

我：你的责任感已经走在了兴趣和某种成就感的前面了。

汪：是，长大要学会舍弃。

这些思考，真正让我“刮目相看”，和最早他身上“孩子气”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被责任束缚，放弃掉自己的小爱好，没有人会觉得好受。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道理人人都懂，但做到的人却很少。事实上，成人世界里，不懂得控制欲望的人，最终都被欲望所控制。我们现今所接受的“体系教育”，其实要教导我们的就是这种“自制力”，我并没有在许多接受完整“体系教育”的人身上看到这种“自制力”，但我却从一个没有接受过完整“体系教育”的人身上看到了。

午餐以后我说想去他私人办公室看看，他爽快地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汪洋的办公桌摆放整洁，办公设备主要以黑色为主，显眼的位置上摆放了一台坚果。

汪：刚发布我就买了，顶配的坚果。

高：看上去很新，你有在使用吗？

汪：其实并没有，我连软件都没有安装。其实你说这架手机，肯定没有Iphone好用，我买的不是这架手机。

高：那你买的是什么？

汪：我买的是罗永浩这个人，我欣赏他。

高：可是如果你是老罗，你应该更在意用户购买的是产品，而不是人。老罗其实并不喜欢大家拿‘情怀’说事儿。

汪：这么说吧，坚果发布的时候我去到了现场，他和罗振宇的长谈我也看了。老罗让我看到的是他对产品的执着，让我感同身受。

高：一种惺惺相惜对吗？

汪：对，我看到了他身上的不易，创业的艰辛，折射在我身上，折射在云麦身上，感触很深。

高：如果换做是你，你能做到他的不破不立吗？

汪：一定，我正在这么去做。

高：所以我能解读你购买他的产品，是出于一种创业者之间的尊重。

汪：可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