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做号党”,是指通过抄袭、假新闻和劣质内容获得大量流量的公号。一篇名为《做号党的地下江湖》的文章,这么描述做号党的生产过程:“从贴吧、微博、微信、门户里扒拉出300-500字,修改,再加上自己的‘修饰’和‘想象’,然后贴上三张图,取一个标题,发布。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每天“写”20篇。” 老陈亲耳听过一个中部某省会的“做号党”的事迹:这家做号党包下了一层楼来批量生产号,对外号称自己做了100个号,每月营收能够达到600万元。面对审核,他们在门户的运营团队内部有自己的“眼线”,确保自己的号能够在举报中安然无恙。 “做号党”虽然内容低质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内容最大众化,标题最博眼球,最能够给网站带来流量。这样,在整个以流量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中,它们与网站达成了微妙的妥协。门户频道还将这些做号者聚集在群里,频道编辑一旦发现有话题可以做,就会在群里“下单”,然后做号者“抢单”。 从今日头条,到各门户,也都明白应该扶植优秀的内容生产者,纷纷给出补贴、有的门户补贴计划甚至达到10多亿元。即便如此,“做号党”依然劣币驱逐着良币——原创和优质内容生产者。 老陈后来转做内容创业,他发现跟做号相比,原创太吃亏了。1000个点击是1块钱,如果能被扶植,企鹅号给的扶植基金是每月5000块,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但是“你要写15篇费尽心思的原创内容,只能挣5000块钱。没什么原创能力,但是懂得会接地气,做得很花哨,就能挣到我的几十倍,还有很大的流量。你选哪个?(网站)从流量上、数据上又会选哪个?它不可能(对这个现象)斩尽杀绝。 ” 对自媒体的补贴,是按照流量来统计,结果,这对剽窃内容、发搞笑段子和寻找算法漏洞的公号最为有利。他们甚至不在乎被投诉和举报,只要剩下的公号能够存活就能挣钱。 在新的内容生态里,新秩序尚未建立。众所周知,微信公众号是新时代中生态建立得较好的地方,微信号有建立自己品牌、维护住粉丝的动力,它也逐步建立起了对版权的保护,有侵权投诉机制。 但在信息流中,文章被打散了,用户没有主动关注的过程,往往对作者是谁并不在意。这使得作者缺乏保持高质量的驱动力,更加倾向于加热词、标题党、抄袭等方式挣快钱。 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时,提升效率的基础是“数目字管理”。那些难以数字化的,比如价值观、正义等,就显得有点多余和尴尬。 成熟的机构媒体,过去支撑了高成本精致内容的制作。传统媒体中,一篇重磅封面报道,大概要花费一个资深记者一两个月的时间,加上差旅费,直接成本可能在几万块。如果是出差海外的国际报道,花费则更高。根据腾讯研究院的数据,开奖,62%的美国报纸没有调查性报道专职编辑,16%的日报表示正在缩减调查性报道的采编团队。 传媒业传统的底线,则是真实客观。即使在门户时代,传统媒体出身的总编辑们,依然坚守着不能有假新闻这条红线。新浪网前总编辑陈彤在任时,不仅假新闻,连错别字都要严抓,他个人还热衷于在微博上辟谣。唐岩曾跟36氪回顾自己的网易总编辑生涯,说当时自己要一天看几百条新闻,这个过程中,能迅速刷掉一批不靠谱的新闻。 且不论“价值观”和精致内容的生产,连假新闻这个传媒业底线,目前靠技术也尚未解决。Facebook 去年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推荐产品,热门话题的编辑、推荐和排名全部交给机器算法,然而,仅仅在三天以后,这一设想就出现了问题:Facebook“热门话题”(Trending Topics)上一条关于电视台主播 Magyn Kelly 的“新闻”,是假新闻。这引发了轩然大波。 Facebook 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按照审核标准,这条新闻符合当时的要求,因为有足够多的引用文章和发帖。而《纽约时报》的大卫·卡尔学者John Herrman 则指出,这正是机器算法的漏洞之一:通过互相抄袭,大量复制,假新闻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和真新闻类似的特征,足以蒙骗过机器算法的筛选。 与此同时,媒体中的上游、传统的内容生产方——传统媒体们正受困于广告减少引发的全面危机。以报纸为例,2016年上半年的报纸广告的花费同比下降41.4%,广告资源量同比下滑了40%。根据腾讯研究院的统计,2016年,《京华时报》、《生活新报》、《上海商报》、《今日早报》等在内的多家纸媒陆续停刊。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