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的批评和质疑当然是真诚的，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漠视了“产品”本身而已。在浸淫于“内容”文化多年的人们看来，“能够不断刷新的信息流”和“最大宽度为680mm的报纸”一样，是柴米油盐、人间烟火，不是媒体人需要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即便有心为他们所目睹的新媒体的弊病指出解决方案，他们也缺乏那样的能力。

针对“信息茧房”这个问题，直播，“即刻”这一类软件的思路是为普通用户提供定制化的工具，引导用户主动表达兴趣，来校准机器。而当用户使用“阅懒”时，则能通过调节代表脑力值的“五本书”获取不同深浅度的文章。（点亮的书越多，意味着获取的文章“脑力值”越高，越有深度。比如，“字典序列”的文章在阅懒上脑力值是4分）通过调节这个数值，用户就能够接触到那些点击率低但更有深度的文章。

允许用户选择文章深度的“阅懒”和允许用户定制“爬虫”的“即刻”

现代媒体产品的问题，已经不太可能经由“老编辑”们的经验和传统来解决。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不断迭代的产品本身。

问题是，给一篇文章的难易程度打分，或许并不是一个很难想到的主意。但要实现这个想法，涉及到如何收集、过滤、分类用户提交的数据，则非借助计算机科学的相关知识技术不可。

所以，在“内容”文化和“产品”文化矛盾的背后，还深藏着一种更为本质的文化冲突：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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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英国学者C·P·斯诺在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报告中指出，西方的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语言不通、价值观念迥异的群体，两者之间“就像横跨了一个海洋”。C·P·斯诺担心保守的人文传统会让英国错过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革命，从而陷入历史性的衰落中。

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融合看起来仍然遥遥无期。而相似的问题却又以不同的形式重现。

我在传统媒体工作多年间，只见过一位真正具有“产品”思维的编辑。在多年前的一次改版会议上，那位编辑说出了一句令我深受启发的话：“这个行业，关注内容太多，关注产品太少。”在加入这家报社之前，这位编辑曾是一位IBM的工程师。

斯诺在1960年代首先提出了“两种文化”这一议题

这样的编辑毕竟是少数。新闻与媒体专业一般在大学被划分为文科教育，而接受了这种教育的编辑们，甚至在更早的中学时代就已经经历了人为的分化，隔离于科学文化的影响了。

因此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科学文化及其相关联的产品文化的缺位，让“老编辑”们在新媒体革命中节节败退。作为一个共同体，他们无力改造自身的产品并与革命者对抗；作为个体，他们则在融入这场革命主流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的困难。

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横跨“那个海洋”，不管是当年那位投身媒体的IBM工程师，还是如今逃离传统媒体的“老编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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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融合和转变，有多困难，就有多必要。

如果说科学文化和产品文化的缺位，让传统媒体错失了当下发生的这场新媒体革命。那么，谁又能知道，缺少人文文化和内容文化的“新媒体”，又会在怎样的时间点，错失怎样的一场革命呢？

革命首先要求“走出舒适区”

幸运的是，如果我们都能够同意，互联网所带来的影响，和印刷机、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同样巨大。那么，这种影响的释放，同样也可能会持续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这场新媒体革命才拉开序幕不久，我们所拥有的时间还很长。

前不久有一位“老编辑”在文章中如此批评互联网对人的影响：“如果你一旦觉得自己的舒适区被打扰了，这件事让你不高兴，这就是你变蠢的时候。”

其实，这句话也很适合与“老编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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