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近年来收获了较多的舆论关注。定义中产阶级的标准并不统一，j2直播，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不同。但是有关中产阶级的一个不变定律是——中产阶级总是会通过各式活动将自身阶层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早在工业革命后，瑞典民族学学者奥维·洛夫格伦就对欧洲崛起的新中产阶级群体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于1880年至1910年对瑞典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民族志观察，并写成了《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

吊诡的是，一百多年前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观念竟与今日中产不谋而合。

比如书中写到：“对群山的热爱刚好契合中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些景观不仅代表着野性和新奇，更代表孤独、疏离、新鲜和纯粹。攀登险峰和跋涉荒野的新兴趣，折射出新兴中产阶级对禁欲主义、成就感和个性的雄性崇拜。当一个男人忍受艰难和挫折时，当他单枪匹马征服高山时，他其实是在履行表达其新世界观的仪式。”

中产总是向往自然、热衷于纪念日庆祝和个性消费。在奥维·洛夫格伦的笔下，瑞典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了这样的生活图景：他们通过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希望与农民、没落贵族以及无产者划清界限。

中产阶级为何总是与众不同？

阶级与趣味

布迪厄有关阶级与趣味的观点可以很好的解释中产阶级的生活品味问题。如布迪厄所言，“人们对事物不同的看法、追求、评判标准，使其对美学的判断分化并最终形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区隔”。

趣味这一概念在这里无非是一种区隔策略的理念武器，它作为文化习性的一种突出表现，是阶级整体习性一个关键性的区隔标志。

不同的经济条件会产生不同的阶级品味。一种是追求必需品的品味，它体现的是大众阶级的惯习。

另一种是追求奢侈和自由的品味，它体现的是经济状况良好阶级的惯习。这一阶级拥有丰富的资本，高于基本生存水平，开奖，不必为世俗的生计问题所困扰，因此他们追求自由的品味，并在品味上具有“美学秉性”。

这种美学秉性一方面是阶级惯习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他们对艺术拥有特别鉴赏力的现实来进一步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

一般来说，阶层内的社会成员都会对外部群体排斥，同时对熟悉的内部群体拥有足够的信赖，从而固化了已有的阶层分化下的社会网络，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正是由于群体之间存在的上述封闭性，社会区隔也由此产生。

当然，文化区隔理论并不是不可置疑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大众化”观点与布迪厄的“文化阶层论”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现代工业文明机械化生产下的商品具有高度的标准性和同质性，因此文化所产生的区隔是会被大众文化所稀释的。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大众文化的流行和泛滥，中产阶级才更要在同质中找到一份单属于“我”和“我们”的趣味。

消费与认同

现代社会中，决定人们身份属性的实在同一性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了流变性，这就导致人们的身份不再是终身不变的，因此认同不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现代人往往具有多元身份，这使得每种身份都面临着建构认同的迫切性，以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大量新兴中产阶级是在现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中形成了自己新的身份，同时也正是因为阶层下滑可能性的恐惧产生了建构认同的巨大需求。

这一阶层在今天面临的不仅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的世界，更加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冲击和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指出，“新时代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空虚和无聊必然发生。物质的供应以加速度、疯狂地推进，乃至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努力，消费成了最大的社会运动，追求快乐成了与之配套的俘获众多男女的生活哲学。”

这些都成了新时代最大的问题和荒诞。没错，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建构认同的最合理方式。认同决定了消费，消费也表达了认同。

媒介的狂轰滥炸和商家的花样宣传之下，人们对物的崇拜达到了可被称之为宗教的程度。中产阶级由于其较强的购买力已然成为了消费社会中商家的最大目标对象。社交媒介、媒体广告等形式的渗透和宣传使得中产阶级消费的伦理概念化，最后慢慢内化成了一套吸引和制约中产阶级生活的系统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