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认为好的变化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咱们都是做企业的，今天要转型升级。企业家必须要试错、犯错误，要有人去付出、牺牲。要改善我们企业的面貌，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个好东西是不会自己发生的。

中午的时候，东华兄开了一个小型的闭门会，讨论“关于企业家精神”。这个事情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大学的商学院或者说哲学系的老师们做的。但是今天来到现场的很多都是企业家朋友，有很多企业家朋友表态，我愿意全力支持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跟我们这个阶层有关的一件事情。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有怎样的价值观、你有怎样的愿景，这些东西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除了掉刀子什么都不会掉。所以，所有的变化都要去努力争取。

第三件事儿，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和坏。我三年前提把世界交给80后，80后就特别高兴。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价值，各有各的好。但是每一个人站在地上都有一个阴影，各有各的坏。所以今天有很多60后、70后朋友们，跟我是一代人，我们也没有必要献媚那些年轻人。

我是1993年开始写专栏的，我现在每个礼拜还得写一篇专栏。有些朋友是我吴晓波频道的用户，你去看我的频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话，你把我现在写的专栏和十多年前写的专栏比较一下，会发觉我在谈不同的事情，但是在文本创作方面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两个原因：

原因一：我老了，atv，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变了。80后、90后的语言方式我完全不能理解。

原因二：我也不愿意变。我觉得坚持我自己，做得挺好的。我有我文本写作的优美，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文章变得那么口水话呢？你看得懂、认真看。我在这个行业27年了，你不愿意看，快点儿走。中国是一个有圈层的社会。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自信，中国这个国家好在于五世同堂，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是他的，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三、为什么要变化？今天的中国鱼大水大

刚才陈总讲50岁创业、70岁二次创业，你90后牛吗？你先给我活到70岁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们面对变化的时候，我现在更愿意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些变化。

我最近在写书：《2008年到2017年的中国企业史》，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用两个字来形容过去的30年，叫做激荡。为什么很容易形容呢？因为那就是一个创世记，从零到一跑过来的都是英雄，没跑过来的都是狗熊。现在从1到N我怎么来形容2008年到2017年的中国呢？有没有一个词汇。

上个月在杭州举办互联网+大会，北大的周其仁老师坐在我边上，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周老师，如果让你定义刚刚过去的10年，你会用什么词？周老师当过猎人、当过农民，他不是一个从书房到书房的书呆子。周老师想了两秒钟就跟我说“水大鱼大”。

这个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我们超过了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我们的货币总量都大了三倍了。水大鱼大，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惧。水大了以后这里面的鱼就变大了，出现了鲸鱼、鲨鱼、深海鱼，这里面出现了水与水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民间、有钱的企业家和门口站队的那些无产阶级。中国社会各大阶层的矛盾空前激化。

鱼大了，小鱼变成大鱼，鱼本身面临转型升级，鱼和鱼之间（行业之间）出现了跨界。今天全世界的十大银行，第一名是中国工商银行、第二名中国农业银行、第三名中国建设银行、第四名中国银行、第五名花旗银行、第六名汇丰银行。你去采访六大银行，你们问他未来的敌人是谁，他们的敌人一定不在这个名单上，他们的敌人很可能是那个杭州人。鱼的跨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觉得周老师讲得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要创变呢？就是因为你原来的东西都是错的，你原来的既得利益就跟沙子一样，你捏得越紧，它流得越快，因此必须要面临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水大鱼大的变化）已经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景象。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我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今天你可能失去的是很多资产，是你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物质。所以今天我们参加完正和岛大会以后，出了门响应东华兄的号召要去创变的时候，已经不能像当年傻小子一样什么都没有，那已经不行了。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文明社会了，我们要会妥协。

所以，我觉得创变的意义在今天可能跟原来理解的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