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方兴东对于元庆之评价，基本认同。占领PC全球之巅，元庆居功至伟。但转型之挫折，元庆当负主责。单凭臆测，硬要拉上柳传志，还所谓各五十大板，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牵强附会。毕竟，柳传志交班十多年。元庆并购IBM PC业务并成功消化，充分说明柳传志接班人的选择正确。之后元庆转型之艰难，恰恰是他成长为一个世界级企业家的代价和痛苦。

之所以针对性的说上述这番话，是因为 我们的商业评论、企业研究需要一种健康的文化。是什么呢？实事求是，客观理性。

我应当是中国这个领域的先行者。1998年，我出版《中国企业批判》一书，书名用词尖锐，内容也颇多对中国企业的批评。但是，总体最多是小骂大帮忙，以爱护企业为宗旨。为什么？企业家是中国脊梁。还有，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带着个人恩怨、小我私利，凭着臆测而说三道四。这是文化问题。

上周，另外一篇文章则更加离谱。标题也算标新立异，叫作《柳传志的投机主义才是联想集团没落的根源》。

坦白说，我同意作者文章里的某些结论性观点，例如：“联想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并非危言耸听。联想集团目前只剩下个人电脑业务这一张牌，这张牌也在遭遇侵袭。随着惠普、戴尔在海外市场的反击，以及国内市场小米、华为等更具产品思维的竞争对手的加入，一旦个人电脑业务出现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联想集团的个人电脑业务有可能会轰然倒塌。现在拿着榔头敲也敲不醒的不是刘军，也不是某位高管，而是柳传志与杨元庆，如果二者不做出改变，联想集团有可能坠入深渊。”

但是，我不认同作者哗众取宠的标题和文章里粗劣的分析。直白的说，东拼西凑抓抓眼球而已。

方兴东也好，此篇文章也罢，私利性、情绪化都跃然纸上。商业评论、企业研究，这都是大忌。就像今天我们热捧华为，同样透出文化的非理性。华为表现卓越，令国人骄傲，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能热血冲顶立马就说华为打败了思科。

查一下思科的报表，对比一下华为，我们就知道这种言论的悲哀。幸亏华为始终明白凉水洗头热水洗脚的道理，否则也要被我们这种非理性的商业文化捧杀晕乎。这是商业评论、企业研究的文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秦朔先生是难得的清醒之人。

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被批评企业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这是人性问题。中国尤其如此。

一个知名企业要有这样的胸襟。更何况绝大多数人是善意的忠言逆耳。在我看来，联想集团转型的困难更多原因还是文化上的：

第一个是传承问题。柳传志上世纪创业时期的“贸工技”更多时候被解读为竞争策略层面的发展步骤，我认为是不够的。

很遗憾，我写《联想为什么》一书时，意识到了，水平所限，没写出来。“贸工技”其实也是基因层面的，它强调轻资产，强调客户导向。1997年联想百亿、尤其2000年分拆之后，联想越来越是工业的联想了。

诸多无需赘言的问题背后，根源在此。我去过华为、海尔多次，听他们讲人单合一、以客户为导向时，我心里会因为联想隐隐作痛。这是一个道的问题。其它只是术。

第二个问题是小富即安路径依赖问题。1997年之后，作为中国的旗帜企业，联想在广泛的赞扬声中，在企业硬实力膨胀、团队富裕的同时，创业、创新、拼搏这些宝贵的文化开始衰弱。 文化这东西很软也很硬，当你还想不断攀登的时候，文化是很硬的。

这是我眼里联想转型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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