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以复刻曾经作为现象级产品的分答的做法，新浪微博在去年年底推出名为微博问答的产品，由于能够借助将回答内容同步到信息流，它在传播效果上很快超过了分答没能突破的境地，并将诸多大V「拉下马来」玩得不亦乐乎。

微博问答的交易规则，是提问者在支付费用之后，可以获得围观累计费用的大约一半，假设张三的回答收费标准是200元，那么提问者在被张三选中问题回答之后，将付出200元的成本，而愿意花一元钱围观这条问答的人数只要超过400人，提问者就能够收回成本，在此之后，新增的围观次数都将成为净利。

而在最近被曝光的，则是一支所谓的「职业提问团伙」，他们通过持续观测的办法，统计出那些围观数字偏高的问题和答主，然后成组织的去利用这种盈利手段批量投放问题，强行提高自己「被翻牌」的概率。

甚至还有别出心裁者，提出和答主「分成」的合作方案，共同策划那些具有吸睛效果的选题，团结助推围观数字。

这和微博问答的强劲变现效率不无关系，不少活跃用户亦不吝于晒出月均进账逾期十万人民币的账户截图彰显塑造个人品牌的高度。而大象公会的创始人黄章晋则表示，职业问答的出现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一个系统平台若能生长形成复杂生态，哪怕是寄生的，才能说明它是多么的牛逼和丰厚。」

不过，新浪微博的CEO王高飞依然认为微博问答和付费阅读等产品相等，属于新浪微博向内容生产者「赋能」的功能，新浪微博无意将之独立出来壮大发展，而是借之丰富产品的访问黏度，帮助新浪微博变得更加全面。

这种安放思路，也体现在知乎Live这里，直到今天，知乎Live也没有成为一款独立的App，而是固执的插入知乎的社区信息流，如同在广场上支起的一座临时演出棚，人来人往，买票入场。

在内容形态上，知乎Live有些把讲座予以数字化的意思，而不是把内容本身当成商品分发出去，每一场Live的主讲人、选题和时间规划，都需要「打准位置」。

目前，知乎总计组织了超过三千场Live，平均下来单场付费人次能够在一千以上，而主讲者的每小时收入折算下来也不会低于一万人民币，这个数字足以媲美国内顶级律师的咨询标准。

知乎的创始人周源曾是《IT经理世界》的记者，他对比当年每个月出版一本杂志的清醒，对比现在身为信息消费者的自己，「一天可能就要看十几本甚至几十本杂志的信息量。」而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信息的流通路径在被不断缩短，「它并不是消费了再沉淀，然后再去生产，有很强的路径，它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完成了消费，消费的过程中完成了生产。」

而侧重于实时性的知乎Live，似乎也高度符合这种界定。

德国作家丹尼尔·凯曼说人类不值得为消化亡的文化发出哀悼——「抛掉传统负担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情，这是一个读图时代，一个噪音时代，一个神秘黑暗的时代，也许这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身份认同的危机，只不过是当代焦虑的变种罢了。

而冯小刚指导的黑色幽默电影总被历史证明具有跨越时间的启示意义，比如《大腕》里的李成儒在精神病院里侃侃而论的那段房价畅想，竟然逐渐从荒诞变成现实，另一部上映2003年的电影《手机》，则讲述了一个被崭新通讯技术困扰的疲惫男人，他在电影结束的葬礼上，决绝的将手机扔向火堆，预示重获自由的不羁，却又随着时间的变迁，从顺理成章变得难以理解。

在KPCB今年发布的《互联网趋势》报告里，有一组统计数据显示，智能手机并未过度侵吞我们使用PC电脑的时间，它的掠夺性体现在对于闲暇时间的张狂占领，而在这种势不可挡的条件下，知识经济的解体和重构也就变得合理起来。

十五世纪的欧洲，印刷书籍的总计存量是一千万本左右，到了十六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了夸张的两亿，中间间隔的变量只是一场「古登堡革命」。而知识传播带宽的几何增长，则直接摧毁了宗教文明，为欧洲赋予了荣光万丈的文艺复兴。

几百年过去，又一场革命悄然而至，知识经济的交易市场，从地中海周围城邦人头攒动的贸易市集上，转到电子屏幕上一个个圆角矩形的图标里，而不同流派在商业方向的渐行渐远，atv，也在影响着人们的不同偏好。

他们或许也会面临弗洛伦萨、里昂和伦敦的艰难选择。